1965年10月

自从7月份，赫勒医生成为高级住院医师，并决定让我继续做他的病人开始，我的目标就从努力让病情好转，变成了能离开医院独立生存。因为我想在他离开研究院自立门户时，还能跟着他做治疗。极少有患者能在研究院里待三年以上，而我又不想进罗克兰精神病院，这也是我努力让自己好转的另一个动力。

由于研究院是一家州立医院，如果患者打算出院，其中第一步是要和DVR（纽约州职业康复部）的咨询师进行面谈。我跟父母说了我的打算，他们很吃惊。

“你需要准备什么呢？”我父亲问。

“我想她可能需要一套正装。”母亲说道。

于是我和母亲计划去商场买套合适的正装，父亲也同意了，那一刻我心中五味杂陈。一年前，有次从医院回家，我在杰侬百货公司的超级特卖中，买了三件短袖连衣裙，每件4美元，这是我有史以来买衣服最多的一次。医院处方中的高剂量氯丙嗪让我的体重增加了，原先的衣服都穿不下了。“除非你认为自己特别美，否则你只需要一件连衣裙就够了。”当我向爸爸展示我的购物成果时，他说道。然后他冷笑着对母亲说：“罗珊娜，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让她买这么多衣服）？”

对爸爸来说，花钱就像在一滴一滴放他的血一样。如果我买的衣服让他觉得不值得，那我就成了双手沾满他鲜血的罪人，如果他又因此责怪母亲，那我又伤害了母亲。所以也难怪我们很少购物，每个人的衣服也很少。

但此时，父亲同意我置办一套正装，也许他相信我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这样想道。

我昂首阔步走在第五大道上，穿得活像《纽约时报》周日版上的模特。我穿着最新款的高跟鞋，头发梳成时髦的发髻。我画着精致的妆容——口红、粉底、眼线、胭脂、睫毛膏，一样不少。我走进一座宏伟的办公大楼，然后轻松地爬上楼梯，沿着大厅继续前进。我在左边第三个橡木门前停了下来，门上有金箔材质的指示牌和坚固的黄铜把手。我扭动手柄，推开门，走了进去……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那样爸爸一定会高兴坏的。

打算去购物的那天早上，我早早地醒了。因为依然有单独走动的特权，我只需要登记一下，就可以出去了。当莱利小姐在登记本上看到我的名字和目的地时，她笑着祝我好运。

我几乎一路蹦跳着走到街尽头，先坐M10路公共汽车到了中央车站，然后在那里赶上了早上9：15到白原市的列车。我找了个能看见窗外风景的好位置坐下。我有些兴奋，根本看不进去书。但随后我就感到了失望，火车在黑暗中大约行驶了五分钟，然后从隧道中驶出，穿过布朗克斯那些烧毁、倒塌的丑陋建筑群。我坐在车厢的尽头，一名邋遢的醉汉穿着件破旧的大衣，抱着一瓶酒，上面裹着牛皮纸。我为他难过。跟他隔了几个座位的地方，坐着一个留长直发的小女孩，看着有八九岁的样子，她被她母亲张牙舞爪地大喊大叫吓得瑟瑟发抖。我努力没让自己哭出来。

接下来，随着列车里场景的变化，我的心情也随之变化。当火车抵达白原市时，我又重新充满了活力。空气里充满了秋天特有的凉爽气息，红色和金色的叶子在湛蓝的天空下随风舞动。我大步走出车站，马上就看到了父母的车。

“嗨！”我打开门滑进副驾驶座位时，母亲跟我招呼道，“见到你真开心。”但她的前额皱了起来，香烟在她手中微微颤抖了一下。

我一路上积攒起来的信心立刻被焦虑取代了，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从我还是个小女孩起，我就一直在努力“吸收”她的痛苦，以为那样就能缓解她的痛苦，就好像她的恐惧是水，而我是块海绵。

我一字一顿地说：“妈……妈，我也开心……见到你……”

足够多的治疗让我知道遇到情绪即将失控时要放慢语速。我深呼吸了几下，然后继续说。

“最近怎么样？”我问道，“天气简直太好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的确再好不过了。”

“其他人怎么样？里奇什么时候放假？泰勒呢？”

也许我这样说，让她觉得我的状态还不错，她才放了心，因为我感觉到她放松了下来。我也松了一口气。

我们先去了杰侬百货公司。我不知道母亲喜不喜欢杰侬百货，也不知道她喜欢一家店是因为商品还是因为价格。我无法分辨她真正喜欢什么，她事事都以别人的需求为先，惯于委曲求全。她总给人留下友善、和蔼的印象，但对我来说，她却总是那么捉摸不定。

在我高中时，没进精神病院之前，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母亲喜欢他们到家里玩，经常变着花样地招待他们。有一次，我们参加完学校的半日活动，萨拉、苏和芙兰过来吃午饭，母亲建议在后院野餐。她做了小三明治，每个都用蜡纸包起来，把它们放进篮子里，还给了我们一条毯子，这样如果我们坐到远一些的草坪上时，就可以把它铺在上面。

对于快乐的事，母亲总是充满热情，但一旦碰到困难，她就会退缩逃避。几年前，有一次我告诉她，萨拉说我在情感上不成熟，她对我说孩子们总是这样说，萨拉的话不应当令我困扰，她的声音听上去很难过。我试着向她解释，我有多么害羞，害羞到不敢去约会，但从她脸上的表情可以清楚地看出，我的不安全感给她带来痛苦。在我的治疗过程中，赫勒医生有时会假装用我母亲的语气说话，他故意发出虚弱而令人内疚的声音，就像《如何成为一名犹太母亲》那本书中的母亲一样。我把这本书当作一个玩笑送给他。（但他说那不是个玩笑，在我们仔细分析之后，我同意了他的说法。）我知道他只是通过夸张讽刺的方式在模仿我的母亲，而这的确让我想起了我母亲实际的样子。

在要去购物的前几个星期，一天晚上，我胸口靠近心脏的位置突然一阵疼痛，好像刀扎一样。它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疼得我几乎无法呼吸。那天正好是周末，我在家里，于是把这事告诉了母亲。

“那是焦虑。”她靠近我，用手遮住嘴巴，在我耳边低声说，好像她说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显然，焦虑是可耻的、不可告人的。那代表我是个怎样的人？

车沿着街道往前行驶，周围的一切对我来说似乎都很陌生，因为电休克治疗让我丧失了太多的记忆。我看着母亲，想知道在这次出行中，我应该怎样表现才比较合适。但我什么信息也没接收到—我们在情感上没有任何联结。接下来，我像一个敬业的演员一样，充满热情地表演着。

“火车有点晚了，但也不是太晚。火车刚从隧道驶出来，我就看到了晴朗的天空。我那个车厢里有个醉汉，但他并不可怕；还有个长头发的小女孩和一个把吉娃娃塞在手包里的女人。我对这次购物还有买新衣服感到非常兴奋，我也想找份工作，或许也去艾米丽那儿工作。昨晚大家聚在一起喝咖啡时，我告诉莉亚和谢丽尔我要去买衣服，她们说一定要去梅西百货，还有罗德与泰勒百货的女装专区，如果你去的时间正好，还能赶上他们打折。连郎小姐都说，我得多逛逛，不要立刻挑中一件，除非我真的很喜欢它。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一起来购物了。谢谢你带我来商场，谢谢谢谢。”我就像个上了发条的娃娃，一松开发条，我就开始喋喋不休，用无尽的话语填满我们之间所有的空白。

我们很幸运，市中心并没有那么拥挤。母亲在离商店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停车位，她把一枚硬币放进停车计时器，然后带我走进那栋高而单调的大楼。

杰侬百货跟很多百货公司一样，每个楼层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裙子，中间还穿插着一些化妆品柜台和卖帽子、手套、皮带、围巾的配件柜台。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在呼唤我去看一下它们的形状和颜色，感受一下它们的质感。我有些眼花缭乱。

我在一个卖印度围巾的柜台前停下脚步，仔细看着每一条围巾，想象着应该穿什么来搭配它们才好看。我伸手摸了摸，那柔软光滑的触感令人心情愉悦。材质特别细软的丝巾会钩在我指尖翘起的倒刺上。当我紧张时，还是会撕指甲边上的皮。

围巾旁边是各式各样的帽子，小小的圆顶帽，上面还装饰着可爱的宽边。我试了一顶镶软边、配丝质帽带的芥末绿帽子。这帽子可真大！照镜子时，我几乎看不到自己的脸。我像一个在玩试装游戏的孩子，接着又试了一顶尺寸较小的红色帽子，我很喜欢它。然后我发现我没见过眼前这些围巾专柜，我左看右看，身边已经没了母亲的踪影。我迷路了。

保持冷静，我告诉自己，要尽量表现得正常。

我决不能做出任何可能将自己定义为精神病的行为，但是，我的身体似乎已经脱离了大脑的控制，它根本不听指挥。

别担心，笨蛋，要假装一切正常。

我伸出右脚，往前迈了一步，然后又伸出左脚，重复这个动作。看吧，即使是傻子也可以做得到。现在，慢慢走到自动扶梯那儿去。她会找到你的，她会回来的。

一想到已经22岁的我，独自在家乡的百货商店里还会害怕，我就有些窘迫。也许是害羞导致我缺乏安全感，也许是我在精神病院住得太久，以至于没机会做些普通的事情，比如自己购物。但如果我真的没救了呢？

我走到自动扶梯时，母亲出现了。“你去哪儿了？”她问道，看上去很着急。

“对不起，我没注意。”

她说：“正装应该都在女装那层。”

当我们坐自动扶梯到三楼时，发条娃娃又开始喋喋不休起来：“我真的好兴奋！”

“是吗？太好了。”母亲如释重负。

女装专区有各式各样的正装，但它们看起来都很老气，更适合那些中年高管或精神病专家，或者希望给有钱的学生父母留下好印象的高中校长，而并不适合年轻人。那些衣服颜色很深，几乎都是黑色、棕色或海军蓝色，面料都很厚重，大部分也都没有我的尺码，而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太贵了。我不想让母亲失望，但我觉得在这里买不到适合我的衣服。

幸运的是，虽然我什么都没说，母亲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再去梅西百货看看吧。”在售货员准备让我试一件老气的套装时，她建议道，似乎没有一点不耐烦。梅西百货就在街的另一边，我们可以把车停在原地。她往停车计时器里又塞了一枚硬币。

梅西百货比杰侬百货更大，里面的衣服也更贵，那里可选择的套装款式当然也更多。我挑了三件想试试，但是问题又来了：她究竟会不会陪我一起进试衣间，而她的意见我又该听多少呢？我已经22岁了，但我感觉自己还像12岁，或者5岁。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希望她陪我试衣服。

我不知道该如何定义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我甚至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她。在入院之前，我总是叫她“妈咪”，但如今还那样叫似乎已经不合适了。“妈咪”是小孩子的叫法，是当你遇到危险时首先会喊的那个人，是有能力保护你的那个人。当赫勒医生调侃讽刺我母亲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对她的评价。她已经很努力了，也尽全力给予我帮助了，而且我的敏感脆弱不是她的错。但跟我在一起时，她看上去总是很不自在。叫她“妈咪”显然不合适。

我的几个朋友叫他们的母亲“妈”，但在我们家，这个称呼却被视为一种侮辱。自从我进入精神病学研究院，我的父母也被要求接受心理咨询。负责咨询的社工艾希纳夫人指出，我的母亲过度保护孩子，常常过于担心我和弟弟，而且对我们太过宠溺。而我的父亲会顺势抓住这一点，就像发现姐姐来了月经的小男孩。他会说“好好当个妈”，并故意把“妈”字拉长，好像那是个恶心的字眼。我个人认为，他是在嫉妒母亲把关注都给了我们而不是他，所以他故意让母亲痛苦。面对他的嘲笑讥讽，母亲总是畏缩、退让。对我来说，“妈”这个对母亲的称谓已经被毁掉了。

为了避免使用某种称谓，我从来都不直接叫她。我会在离她足够近的位置说话，确保她能听到我说了什么，或者碰碰她的手臂引起她的注意。有时我做得非常明显，不知道她知不知道我这样做的缘由。

我没有明确提出要不要她陪我，因为在不知道她意愿的情况下，我怕说错话，反而会伤了她的心。她或许会为有个无法自立的女儿而感到难堪呢；但或许，她想照顾我呢？我俩谁都没提这茬儿，她缩在墙边的一张凳子上休息。我们都一脸的不自在，又都努力表现得好像一切正常。我不喜欢在母亲面前换衣服，但又努力假装不在意的样子。第一件是深蓝色羊毛套装，裙子不合身。不要。第二件褐色的，太大了，我穿上像个鼓鼓的西葫芦，但很便宜，所以我打算考虑一下。第三件棕色格子的，穿上去很合身，但我感觉有点别扭，因为它看起来很时尚，我担心穿它有点太过招摇。我不想给人留下自命不凡的印象。我母亲倒是非常喜欢，但它很贵。我担心父亲可能会有意见，决定再四处看看。

往后走，我发现了一个清仓特卖架。在没人想要的一堆奇装异服里，我淘到一套打五折的漂亮正装，一件5号的精致羊毛套装，有着比祖母绿稍浅但同样浓郁宜人的绿色。它非常合身：裙子服帖地包裹着我的臀部，膝盖上的部分打着漂亮的褶皱。上衣也难得地好看，它前面的领口开得低低的，周围是镶了边的翻领。

我好喜欢这套衣服。它价格不贵，又非常合身，美丽的颜色和面料刚好适合像我这样的女孩。它很时尚，但又不会过分张扬。我激动极了。

我的快乐让母亲也很开心，她很快付了钱。

“当然，你还需要件衬衫来搭配它。”说着，她把收据放进口袋，“我们去买一件。”

衬衫找得非常顺利。我们商量买件白色的，另外我希望领子高一点。然后我们找到一件大领子衬衫，也在打折。好吧，这多少符合我的要求。

“你有没有合适的衬裙？”母亲问道。

“我……我……呃……没，好像没有。”

实际上，我有几件勉强可以穿的旧衬裙，它们都已经褪色，裙边也都脱了线，像我指甲边上的倒刺。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逮住这个买新衣服的机会，尽管这意味着我夸大了事实。

我们心满意足地离开商店，全然不担心父亲会生气。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出行，没有滴血，没有嘲讽，我甚至还买了一件新衬裙！能半价买到这样精致的套装，爸爸也很高兴。周日下午，他把我送回医院时，还祝我面谈成功并顺利找到工作。

我不能辜负他对我的期望。走进大楼，按下六楼的电梯按钮时，我这样想道。

我的第一次求职以失败告终。我面试的职位是护工，杰瑞恩的叔叔是那家医院的医生，他负责招聘这个职位。他说，把病人从病**抬起来、更换床单这样的工作，对于像我这样瘦弱和缺乏经验的人来说太困难。他知道他的侄女是精神病患者，这意味着他知道我也是。

到11月中旬，通过《纽约时报》和《每日新闻》刊登的招聘广告，我找到了一份真正的工作—在金贝尔斯百货公司做假日销售。比起在精神病院做图书管理员，在一家大型百货公司当玻璃器皿的售货员听上去要好多了。

我喜欢从研究院一路乘地铁到市中心。在金贝尔斯，我学会了如何使用收银机，如何识别玻璃器皿的大小和功能，以及如何摆放。我努力让自己保持愉快的心情、面带微笑，常常听店里的其他店员聊天，但很少参与。我还是会有不真实感，头也会嗡嗡作响。我的手有时候会发抖，这时我就赶紧去没人的仓库，打开水龙头，吃一片氯丙嗪。

“我们希望你留下来，作为长期雇员。”圣诞节后不久，部门经理对我说，“工作时间跟以前一样，但工资会涨。”

他们不认为我是疯子吗？我惊呆了。“谢谢！”我说。

新职位需要提供更多的文件并进行体检。“只是简单检查一下。”公司的护士告诉我，“不会花很长时间。”

如果她看到那些伤疤怎么办？想到这里，我已经无法呼吸了。如果我说，“我不小心被易拉罐绊倒，摔的”，会有人相信吗？

护士听了听我的心脏和肺部，检查了我的眼睛和耳朵，然后抬起我的左臂进行结核检查，这时她注意到我肘部内侧那两条突出的疤痕，之后又不可避免地看到了我手腕上的伤疤。

你永远无法得到这份工作了。我转过头，死死地盯着房间的另一头，避开她的双眼。没有想法，没有感觉，完全无法思考。

“这是什么？”护士有点吃惊地问。我的双眼充满了泪水，急促呼了几口气，想回答她的问话。“哦，”她轻声说道，“是个切口。我知道了，是静脉注射，还有外科手术造成的？”她在说什么？切口？手术？我看着她善良而焦急的表情。她在等我回答。

慢慢地我意识到，她是在帮我，于是我点了点头。她在报告上签好了字。体检通过了。

一个月后，部门经理请我到她的办公室，她是个穿着讲究、很有魅力的女人。“我需要和你谈谈。”她说，“这是个人隐私，除了你和我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我一下子呆若木鸡。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曾经住过院，因为我想死。有时候我觉得很压抑，感觉就要撑不下去了。我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倾诉这些经历的人。我相信你能理解我。”

我一头雾水地离开了她的办公室。难道她知道我的事了？是那个护士告诉她的吗？照我家的惯例和她的要求，我从未向任何人说过这事。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我再次回想起这件事，才猛然惊醒。哦，天哪！她是说她想自杀。她是在求助。但那时候，我只是个唯唯诺诺的下属，并没有发觉和留意她的恳求。

1月初，一次散步回来，彼得·马克斯向我扔了一个雪球，从此我就爱上了他。当时我对自己的生活非常乐观，那时我已经做了三个月的兼职，而且刚刚被转移到南5区。

彼得看上去很聪明，他身材高大，一双温和的棕色眼睛，浓密的棕色头发，帅气的方脸。他让我想起赫勒医生。之后的一个月，我们一起坐在中央休息室的扶手椅上，手拉着手。大家都知道院里规定，严禁异性患者之间进行身体接触，但对于我们的事，工作人员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偶尔会看到他们朝我们投来的善意微笑。

2月底，彼得出院了。他搬到哥伦比亚附近的一个公寓，打算在那里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那时，我已经在金贝尔斯成为正式店员，也习惯了在工作和医院之间奔忙。当他邀请我去他的公寓吃饭时，我接受了。我们要约会了！

彼得骑着他的韦士柏摩托车到研究院来接我，我们沿着百老汇大街飞驰，周围白雪皑皑。彼得驾着他的小车，我坐在他身后，屁股挤在车座上，胳膊紧紧搂着他—不能丢掉宝贵的生命。摩托车一路疾驰着穿过华盛顿高地、阿姆斯特丹区、哈莱姆区，而我没有感到一丝恐惧。我的金鹰王子将带我去往充满无限憧憬的世界。风吹过我的耳边，我满心欢喜。

诱人的牛排火候正好，烤马铃薯又松又软，沙拉让我印象深刻，里面的酱汁是他自制的。我们喝了葡萄酒，又吃了薄荷冰激凌作为饭后甜点。

公寓的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壁炉。晚饭后，彼得点燃壁炉中的火。我们手拉手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着火苗噼里啪啦地闪烁。唱片机里播放着皮特·西格的歌，我感觉生活完满了。

大概10到15分钟后，彼得搂着我的肩膀，把我拉到他身边。

啊哦，我想。

他先是把手伸到我身后抚摸我的背，然后缓缓滑到我的胸前。突然间，我似乎回到了去年夏天的一个场景。当时我正跟其他人一起散步，我们来到一处公园。有几个病人想要**秋千。我在树丛中找了一张长椅坐在上面，开心地仰望天空。忽然身旁坐过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他凑到我身边，我屏住了呼吸。他把手伸进我的衬衫，解开了我的胸衣。“我爱你。”他一边抚摸，一边用沙哑的烟嗓说。我没有动，我不想让他难过。当护士让我们集合时，我站起身，边走边紧紧拉上毛衣，遮住松开的胸衣。我没跟任何人说这件事。

彼得搂紧我时，我仍然没有动。他把手慢慢放了下来，用右手抚摸我的大腿。他看着我的脸。

我的头开始嗡嗡作响，头晕目眩。我微笑地看着他—我知道我应该对他的努力表示赞赏。

他向我靠了过来，捧着我的脸，拉到他面前。然后，他的唇压在了我的唇上。我们吻了很久，他又开始抚摸我。你必须喜欢这个，必须喜欢。我对自己说。但是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我感觉我的身体消失了。

我觉得我们仿佛吻了一个世纪，他才终于停下来。“你喜欢这样吗？”彼得盯着我的脸，寻找着答案，声音里带着试探，可能还带有一丝怨怒。

“这样很好。”我说道。我不想伤他的心。

“你什么感觉都没有吗？”他问，脸上写满了失望。我整个人都僵在那儿，他看出来了。

“真的很抱歉。”我说，“但我确实没有感觉。”

依照之前的计划，彼得仍然负责任地送我到了地铁站，但脸色有些吓人，一路上我俩如丧考妣。之后，我在颠簸摇摆、吱呀吱呀的车厢里，又重温了我们美妙的韦士柏之旅和美味可口的晚餐，感到心很痛。

外面的生活可能比我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1) home plate，作者使用了双关语，既指棒球的本垒，又指家里的盘子。——译者

(2) 退行（regressing）：防御机制之一。个体遭受挫折而无法应付时，会从人格发展的较高阶段退回到较早阶段，出现幼稚的语言和举动。退行总是与固着相联系，它一旦出现，就会倒退到发展中发生固着的阶段。分为三种：（1）手段动作退行；（2）年龄退行；（3）幼稚性。——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