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

休息室里气氛凝重，所有人都在默默等待着那个坏消息。当我们二十个人全都安顿下来，周围变得异常安静。即便是艾伦，此时也没了声儿—平时只要有人愿意听，她都会大声说话，而最后通常只剩她一个人自言自语。劳瑞和梅也不再互相扯皮或翻白眼，她们挤在铁锈色的小沙发上，两腿交叉，白色的墙壁更加映衬出她们蜡黄的脸。我双腿交叉坐在一圈病人的边上，双臂紧抱在胸前，前后摇晃着。大家都在等护士长莱利小姐说话。

“可能有人已经发现贝拉去了街对面的长老会医院后，就再没回南6号。”莱利小姐开始说道，“我认为你们可能想知道贝拉的情况，所以才召集大家过来做个通报。现在我告诉大家，她已经被转移去了罗克兰。”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甚至有人还哭了，伴随一声声克制的喃喃低语—“哦！老天！”“我早就说过！”“天哪！”，被之前的沉默打破了，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表达人们心里的巨大恐慌。我感觉自己似乎正看着一大罐汽油桶滚向一堆明火，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上个月，贝拉在八楼的实验室里吞了毒药。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因此给毒药发作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傍晚，桥牌比赛快结束时，她倒在了地上。作为她的搭档，那天我注意到她异常安静，皮肤透着奇怪的绿色，但我从没想到她会喝毒药。

她的计划差点就成功了。贝拉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周才保住性命。那之后，医生便不愿让她继续待在研究院。我预感她会被转院，但我仍然无法相信这已成为事实。

贝拉是我在南6号要好的两个朋友之一，另外一个是玛丽。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相同，我不必多加解释她们就能了解我的感受。

我在布卢明代尔时，玛丽是那里的护士生，是一个我很感激的人。她不仅和其他学生相处得很好，对我们病人也很友善。她尊重我们，而不是把病人当成可以随意驱赶的愚蠢的动物，或是可能咬人的毒蛇。

我转到研究院几个月后的一天，莱利小姐告诉我们来了一位新病人。当玛丽走进来时，我惊呆了。我花了好几秒钟才回过神来，而她也认出了我。我们冲过去紧紧拥住对方，像小女孩一样开心地尖叫。见到她，我高兴极了，一时间甚至忘了这其实是个坏消息：玛丽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大多数时候，她看上去都很忧郁，总是一个人待着。南6号的病人们都遵守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询问他人的事情。玛丽从未主动提起过自己的事，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她如此抑郁。我们聊天时说的都是我们的猫啦，最喜欢的书啦，或者如果可以，希望自己变成什么鸟啦这样的话题。

2月，玛丽从乔治·华盛顿桥上跳了下去。她从医院逃了出去—医院用了“私逃”一词—然后再也没回来。警方在河下游发现了她的尸体。尽管我知道，以前也有病人做过类似的事，但我还是无法接受玛丽已经去世的事实。失去她，令我心情沉重。最后，当我再想起她时，只剩下麻木。

听到贝拉转院的消息，我又想起了玛丽，我的心怦怦狂跳。如果我再也见不到贝拉了呢？

我跟着最后一批人走出了休息室，来到大厅。各种奇形怪状的妖魔鬼怪不停地在我眼前闪现。我朝护士站走去，就好像工作人员能帮我“驱魔”一样。我努力往前走着，脚步越来越蹒跚。我用力往前挪，希望能赶在身体里的能量爆发前赶到护士站……然后，油桶碰上了火焰，我“爆炸”了。

山石、树木、河流、水牛、猫狗，还有死人的脸、胳膊、腿，雨点般向我袭来。我的指甲深深掐入脸颊，在上面狠狠地划过，留下一道道红血印。鲜血染红了我的指尖。我狠狠咬自己，在皮肤上留下深深的齿印。

“爆炸”仍在继续。我铆足力气把头往墙上撞，来抵御熊熊“烈火”的侵蚀。火光中，出现了一名护士和两名男护工，他们抓住我的双手，把我强行塞进身后敞开的大帆布夹克。两名护工把我的双手紧紧箍在胸前，使我动弹不得，然后把夹克的两条袖子绑在我身后—我被迫环抱着自己。护士推着我往走廊尽头走去，一开始我还挣扎抵抗，不久我就放弃了。呼吸不畅让我失去了力气，我倒在地板上，身子蜷缩成一团。

我被放在了隔离室，这里的墙上全都装着破旧的白色绗缝垫，地上铺了一层橡胶垫。屋子里有一股穿久了运动鞋的脚臭味；离房门最远的地上放了一张床垫。

一群工作人员站在门外看着我，说着我听不懂的话，然后他们让开路，让值班医生进来。这次值班的是罗伯茨医生，他过来跟我说话，我没理他，只是蜷缩在那儿。

他又说了些什么。

过了好久，我抬起头有种极度不真实的感觉，仿佛飘浮在无尽的太空中。我满身恶臭，羞愧到无地自容。

“知道吗，安妮塔，”他说，“我觉得你这么做一定很享受。”他的话狠狠击中了我，这本会引发另一场“爆炸”，但我的“燃料”已经用光了。我只是蜷缩在那里。

我必须不让这些发生，我想，我会让时间停下来，我可以的。我一动不动—如果我保持不动，说不定就能穿越到另一个空间。

但什么也没发生。

我用仅剩的一口气，尽力平静地说：“请走开。”

罗伯茨站起身，想了想，然后转身离开。他走出去时，工作人员纷纷给他让路。那扇厚厚的铁门—中间挖出一个带电线的小窗，在他身后重重地关上。

我的人生将永远都是错的。我走向大厅后面的宿舍，希望能在属于我的小隔间里找到一点独处的空间，在那里我可以默默哭泣。还有一周就到我的生日了，而我过得糟糕透顶。我每天都做噩梦，梦里，有的是母亲朝我怒吼咆哮，有的是弟弟想用球棒打死我。对于周六回家庆祝生日，我丝毫不期待—在家里，我只会感到孤独、格格不入。我无心庆祝21岁的到来。

我朝宿舍走去，路上我似乎在一片恶魔树林中迷失了方向，里面的树全都长得面目狰狞、张牙舞爪。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也不想再去追究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心不在焉，突然间，一个人抓住我的腰，把我从后面抬了起来。

“呀！”我在半空中尖叫着。我的室友朱迪抱住我，然后一下把我甩到她肩上，落到她肩膀上时，我“哼”出一口气。

“这位小姐，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她说道，而我不停地喘着气。她像个轻车熟路的消防员一样，扛着我往走廊那头走去。

“我把她带来喽。”朱迪一边朝休息室走，一边大声喊道。她把我像奖杯一样展示给屋里的每个人。她们忽然从屋里冒出来，好像预先安排好来参加我们的布拉格游行一样。我笑了起来，胡乱挥动着四肢。

“救救我！”我大叫道。“求求你们啦！”我朝卡罗尔和驻足观看的几个少年扬了扬下巴，冲着抓我的人点点头，“你们看不出她疯了吗？”

朱迪把我放在休息室的乒乓球桌旁，那里是供应晚间零食的地方。我头很晕，几乎失去平衡，但我抓住了桌子的边缘，没让自己倒下。

我注意到球网边有一堆小物品，有一两个上面还绑了丝带。过了一会儿，比利—我们最喜欢的那位高大英俊的黑人护工，用铝箔托盘端出一整块肉桂吐司面包，并将它郑重其事地放到桌子上。他笑容满面，好似刚给女王呈上了蛋糕。

在一堆几乎没烤过的浅褐色薄吐司上，一根小蜡烛插在中间，摇曳着微弱的火光。温热的棕色香料、白糖和黄色的奶油一条一条不均匀地涂在面包上。

“生日快乐！”大家喊道。

我怔在原地，眼前的情景仿佛是在看一个情节不连贯的无声电影—怎样都看不明白。我看着朋友们脸上挂着笑容，远远地传来他们的歌声，“……生日快乐，亲爱的安妮塔……”

然后我才意识到，哦，他们在给我庆祝生日。

一阵感动涌上心头，瞬间让我热泪盈眶。

他们爱我。

你是个贱货，他们怎么会爱你？

他们太善良了；他们不必这样做。

他们必须这样做；你傲慢又自私；他们应该恨你。

但他们看起来很爱我。

如果他们知道你的真面目，他们就会看不起你。

乌云遮住了太阳。我的确感受到了片刻的快乐，但它随即又消失了。我忍住眼泪，不让自己因为内心的挣扎而再次落泪。

也许你不必做个好人，也会得到别人的爱……

“快别傻站着啦！”丽塔拉着我的胳膊摇了摇，“还有事没做呢。”

“蜡烛！”其他人喊道，“吹蜡烛！”

我眨眨眼，定了定神，深吸一口气，使劲把身子探到那盘吐司跟前，然后用尽力气吹向蜡烛。火焰摇曳了一下，然后熄灭了。大家都拍起手来。

“还有这些哦。”莉亚边说边把礼物推到我身边。

劳瑞和梅送给我一个椰子，在它尖的那头画了两个黑圆点，看上去像一只又大又可爱的老鼠。莉亚送了我一个手工制作的杯子，上面的釉面透着漂亮的蓝绿色。卡罗尔送了我一套彩色铅笔。

朱迪送了我一个小笔记本，她说：“你可以用这个记录你新的一岁。”蒂娜送给我一大块饼干，那原本可能是她买给自己的。其他人没送礼物，但即使是艾伦也过来跟我说了“生日快乐”。

“谢谢你们没有救我，伙计们。”我笑着跟这群年轻的病人说，“如果这里着火了，我强烈推荐朱迪负责救援。”

“如果有人想偷偷溜出去也可以找她。”梅补充说。

我笑了：“疯狂相爱的两人成功私奔了。”

“你们看看到底谁疯了？”朱迪也笑了。

我们一起分享了肉桂面包，我把餐巾纸递给每个需要的人。比利拿着一个大铁壶给大家倒着咖啡，我就主动给大家递上糖和粉状奶精。

“今天是你的生日，你不必伺候我们。”莉亚说。

“真的没关系。”我诚心地回答。他们对我这么好，我一定得报答。

派对结束了，大部分人都去看电视了，咖啡和肉桂的香气还萦绕在屋里。我把礼物收起来，把它们带到我的隔间里，放在窗边的小柜子上。

准备睡觉时，我脑海里的争论又开始了：

不要忘记你已经没救了。

我有朋友，他们在乎我。

无可救药、不值一提。你还真以为自己很棒吗？

也许我不必做个好人，也能得到别人的爱。我想他们也许是爱我的。

不，才不会，那不是爱。

……

我躺在**，无法入睡。两种念头仍然在我脑海中喋喋不休。过了很久，为了分散注意力，我决定仔细回想一遍收到的礼物。我把每个礼物按照收到的先后顺序都细细回想了一番。我想象着它们的每个细节—每一条纹理、每一种颜色、每一条曲线和拐角，想到第三四遍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6月底，原来的精神病医生马丁医生不再负责我们病房了。离开之前，他握了握我的手，祝我一切都好，听起来很真诚。我说：“谢谢，也祝你一切都好。”

对于他的离开，我并不感到难过。起初我希冀着能奇迹般康复的梦想，早在6月前就降低成了每天能活下去即可。

然后，1964年7月1日，我见到了我的新医生。

不管用哪种世俗标准来衡量，斯坦利·赫勒都非常优秀：他帅气、有趣又聪明，他肩膀宽阔，长得又高又壮；微带波浪的栗色头发长短适宜，时尚之余又不乏专业；棕色的大眼睛总是闪耀着友善。

赫勒医生的幽默感与我气味相投。当我说些愚蠢的双关语时，他会大笑。有一次，我又把头往墙上撞，“脖子好痛！”他说道。我不由地也嘲笑自己。就这样，在迸发着智慧的玩笑中，我们俨然成了同伴，真正能够交流的同伴。

我曾经一度担心赫勒医生可能是个性欲狂。一次，我在病房看到他带着《弗洛伊德全集》第一卷，然后又有第二卷、第三卷。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写的东西都和性有关，但同时我也知道，只有非常聪明的人才能看懂弗洛伊德。

赫勒医生绝对是个聪明人，他能向我解释一些事情。当我跟他说所有人都恨我时，他不会生气，相反，他对我的痛苦表示同情。他也从不急于说服我摆脱掉那些痛苦的念想，而只是温和地跟我说，我的想法可能并没有什么依据。

不幸的是，对赫勒医生的好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愤怒仍然毫无预警地爆发，结果我还是一次次地把头往墙上撞。每次这样做之后，我都真诚地发誓“这绝对是最后一次……永远不会再有下次了”，但都没有任何效果。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如果我再犯，就给我戴上橄榄球头盔。

“你可是惯犯，安妮塔。”莱利小姐听起来很伤心，但我丝毫不在乎。“我们警告过你了。这可是你自找的，安妮塔。”

头盔很重。每当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头往护士站旁的墙上撞时，它总能让我不受伤。但我必须把自己体内的黑暗力量消灭得一干二净，因为是它，将我变成了一座随时准备爆发的火山。我必须阻止大脑胡思乱想，否则我会毁掉整个世界。我必须平息那股火山爆发的力量，不然我就会疯掉。可能有人觉得我已经疯了，他们都是些不明真相的傻瓜，我消灭自己便是向这个世界献礼，而他们不配得到这样的礼物。

一次次的尝试让我精疲力竭，我身体里爆发出的能量，从炽热的熔岩变成了燃烧殆尽的灰烬。我拖着这副躯壳，想着如何才能将它放入垃圾箱。走廊上放着塑料沙发，那里似乎变成了休息室。沙发旁边有一张桌子，这给了我一个安身之所，我爬到桌子下面，像折叠伞一样把身体折起来—一把顶着黑色橄榄球头盔的伞。我彻底崩溃了，愤怒退去后的我，感到一片茫然，随后，羞耻感怒吼咆哮着向我袭来。

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一个白色身影坐在我旁边的地板上。我不知道她坐在那里多久了。

“安妮塔？”她叫我。

她为什么在这里？我在心里问道，她要干什么？

这是维尔纳小姐，一名我不喜欢的护士，因为她既冷漠又爱讽刺人。她不喜欢我，总是冷着一张脸。她不了解病人。我把身体蜷缩得更紧了，深深地低下头，将膝盖折叠在胸前，双臂交叉紧紧抱住膝盖。她坐到我身边，伸出手，搂着我的背和肩膀。

时间停止了。

好像原来隆隆行驶的火车，终于在这一刻刹了车。我听到了油毡地板上的脚步声，开门、关门的声音，还有大厅里紧张的喊叫声。

“医生来了。”有人喊道，“她在哪儿？”

“安妮塔，你的医生来了。安妮塔，快过来。”

我害怕离开维尔纳小姐的臂弯。我全身酸痛，深感羞耻和内疚，但我还是听话地爬了出来。我站起来，本就沉重的头盔变得更加沉重。

这惩罚对我再合适不过了，我心里想，我就该一辈子戴着这耻辱的东西。

“把那个蠢东西摘下来，”赫勒医生用肯定的语气说道：“你看上去很滑稽。”

“谢谢。”我说。

医院记录 1964年1月5日

我当值时，正在巡察其他两位用头撞墙的患者（不是她）。鉴于过去的行为和工作人员的最后通牒，她被勒令戴上头盔，保持密切观察。

——赫勒医生

走廊里空无一人。下午，不在观察期的大部分患者都在接受治疗或进行一些常规活动，如职业治疗、艺术治疗或者在医护人员陪同下散步。我坐在护士站对面的长凳上摇晃着身体，我在等赫勒医生的到来。几分钟前，朱迪从我身边经过，去进行治疗。在此之前，一群人去了健身房。

“回见了，老奶奶。”丽塔出门时冲我喊道。不论坐在哪儿，我总是晃来晃去，其他病人总拿这点取笑我。如果不是因为安排了同瑟尔斯医生见面，我原本会和他们一起去健身。其实错过健身也无所谓，因为我去不去都无所谓。只是，一个人待在空空如也的病房里有点奇怪。

“哈罗德·瑟尔斯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心理治疗师和精神分裂症专家。”我们第一次见面前，赫勒医生这样跟我说，“他为全世界的医院提供会诊，也是我的督导。他想见见你。”

我不知道赫勒医生还有位督导，是因为我好转得太慢了吗？我心里想。

我用手把前额和两边的头发拢在一起扎成马尾，让自己看起来利落整洁些，但是两边的碎发还是总掉下来，弄得我脸发痒。我只好不停地把它们别到耳后。我穿着我最喜欢的蓝衬衫，希望不会显出汗渍。跟我其他所有的衣服一样，这件衬衫腋下的位置已经有点褪色了。令我担心的还有我身上的气味。

我还没来得及偷偷闻闻身上的味道，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就出现在我面前。

“走吧，”赫勒医生说，“我们去楼上的会议室。”

我喜欢赫勒医生，有时候我认为他也喜欢我。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他再也不想管我了，因为无论我多么努力，仍然表现得很糟糕，而且总是自残。

每次去治疗时，我都十分兴奋，好像有什么美妙的事情即将发生，这让我感到无畏而快乐。但我又经常感到失望和沮丧，当赫勒医生把我送回病房时，我的脑海里总有个念头在挣扎：我想让他向我保证，我还没有毁掉他对我的看法，希望他依然在乎我。他离开后，我感到万分沮丧。有时候，我觉得他似乎对我有点生气，或者他提前几分钟结束了面谈，我就会变得绝望，然后拿烟头烫自己，以此来获得一丝解脱。但这样做通常都不会起到好作用，因为我的问题本来就是这么来的。我身边的每个人—医生、护士甚至朋友们—都对我这样的行为感到生气，而这让我感觉更糟。我认为这就是我被安排去见瑟尔斯医生的原因：他们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

我们来到了一个没有窗户的昏暗房间，我已经记不清它在哪个楼层，以及我是如何到那里的。房间里，三位男士坐在我旁边，他们穿着衬衫打着领带，外面套了件白大褂：一位是赫勒医生；一位是我所属科室的首席精神病专家梅斯尼科夫医生；还有一位就是瑟尔斯医生。梅斯尼科夫医生的出现令我感到惊讶—我没想到他也会来。我成了三位医生关注的焦点。他们可能会把我送到罗克兰精神病院，就像贝拉那样，我想，他们将要一起确定我是不是无药可救。

瑟尔斯医生把椅子往我身边挪了挪，他苍白的皮肤有点松弛，头发几乎全白了，加上慢吞吞的动作，显得他有点浮肿和苍老。我盯着他的圆脸，努力集中精神，因为周围的一切又开始滑向虚幻，片刻前的生动清晰逐渐消失了。我的身体失去了意识，仿佛成了木偶。

“呃，你好，我认得你。”瑟尔斯医生开口说道。他一定是指几周前我们的第一次面谈，因为谈话毫无进展，他们让我离开了。“你是一直想要成为圣人的那个女孩，对吗？”

哦，是的，那个疯狂的说法，我想起来了，一个罪无可恕的罪人怎能成为圣人？他的无知令我感到狂躁。

“实际上，如果你是个下流无耻的人，你可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圣人。”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说道，眼睛没有看他。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汗臭味，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瑟尔斯医生没有动，他用一种我看不懂的表情盯着我。我更用力地把身体缩在椅背上。

“你看起来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他说道。

他知道我害怕。害怕有错吗？我脑子嗡嗡作响。

“你这样看着我，让我感觉自己像个恶心的老色鬼。”瑟尔斯医生边说边靠近我，“如果跟我说话会让像你这样纯洁的女孩感到害怕，那我这人一定差劲极了。我感觉糟透了。你看我的样子让我感到特别内疚，内疚到想自杀。”

房间里的空气凝滞了，我的耳朵一下子竖了起来，我让他想要自杀？我？这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当我在脑海里重复他的话时，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老色鬼……纯洁的女孩……你让我感觉……很糟糕，我可能会自杀。这根本说不通。

但他知道我害怕，并为此感到内疚。我也很内疚。让他有如此的感受。

瑟尔斯医生把双手合在一起，点了点头。他站了起来，表示面谈结束了。之后他又跟其他两位医生做了讨论，但我对他们谈了些什么一无所知。

我脑海里仍然嘈杂一片，完全无暇顾及其他。我像一只丑小鸭，跟在赫勒医生身后走出会议室，回到了病房。我径直走到我的隔间，平躺到**，终于嗡嗡声不再那么响了。转眼，白天变成了夜晚，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件事：我对瑟尔斯医生产生了某种影响。他看到了我的恐惧……他想要自杀……因为我。我一直思索着这其中的关联，无法自拔。

第二天晚上，我和其他病人一起闲坐在走廊尽头的咖啡厅里喝咖啡时，跟他们说起了和瑟尔斯医生的面谈。

“我仍然很惊讶，”我跟他们说，“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就说我行为举止像个圣人。这次他又说我看起来很害怕，我让他觉得自己很糟糕。你们能想象他竟这样说吗？”

“当然能了。”丽塔说。她是一个肤色苍白、有点超重的少女。据我所知，她的主要病症是极度的逆反和不停地咒骂。“你总是不停地帮助别人。”

“没错，”谢丽尔更加老成地说道，“当有人打喷嚏时，谁总是第一时间递上纸巾？你简直贴心到叫人反感。”

“你知道你的做法给我们什么感觉吗？”朱迪的圆脸涨得通红，她挥着双手强调，“就好像你永远都要变得更好才行！”

剩下的朋友中，我认为跟我关系最好的莉亚，差点从椅子上跳下来。她从房间对面朝我喊：“你认为只有你可以帮助别人吗？”

就连一向不怎么吃东西，也不爱说话的卡罗尔也发表了意见：“是的，我感觉自己完全是个废人，因为你总是第一个抢着把事情做了。”

连你也这么认为吗？我强迫自己听着卡罗尔对我的看法。为什么听起来这么不对劲？

听到这些不好的评价，我头痛欲裂。然而我并没有崩溃，因为我已经预想到会这样。我能理解她们的想法。我能理解我有多烦人，总是拼命想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使她们失去了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

我不该为此感到羞愧吗？这不是我应该永远消失的最好证明吗？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产生了动摇，也许我只需改变一下帮助别人的方式？

虽然别人描述我过分助人的行为让我感到惭愧，但另一部分的我却觉得自己获得了难得的夸奖。从他们的反应—先是瑟尔斯医生的，然后是朋友们的—我意识到我的行为影响到了身边的每个人。我影响了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他们对我的看法。

突然间，我悟到了“互动”这个词中“互”的意义。在某个过程、某段关系中，我占有了一席之地。对一个认为自己近乎隐形和不真实的人—永远处于消失的边缘并且没有任何能力或影响力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个惊人的发现。

我开心得想要跳舞。

医院记录 1964年12月3日

来自栗树草屋[1]的顾问瑟尔斯医生将进行督导。他看出她在外表和举止都像个圣人。谈到嫉妒她的纯洁时，这导致并引起了她使用第二人称来意指自己。他对预后不太乐观。

1964年12月16日

面谈时，瑟尔斯医生说她已经有所进步，从圣人变成了一个纯洁可爱的孩子；说她如此纯洁，在她面前，他甚至产生了自杀的想法。鼓励她大胆表达对他人的敌对情绪。

——赫勒医生

似乎没有一个人，包括赫勒医生，能够理解我所谓圣人化的动机。我好到烦人的程度，因为我觉得自己恶心至极，我在努力为我的存在进行补偿，而不是想成为圣人。然而，瑟尔斯医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触动了我，尽管他的话可能听起来很不恰当，但他的确打破了我的自我隔离。他可能救了我的命。

[1]Chestnut Lodge，一座历史悠久的建筑，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罗克维尔，以其精神病院而闻名。——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