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

我怀着乐观又绝望的心情来到州立精神病学研究院。我在第一家医院的治疗失败了，这里是我的第二次机会。

但当我和马丁医生找不到有效沟通的方法时，我失去了信心。我开始忍不住自残，也正是这样的行为导致我被转院。所有的监护措施都只能起到短暂的遏制作用。没有什么能完全遏制我的自残行为。

对于我的这些行为和症状，马丁医生并没有寻求行为背后的动机。我们没有谈论过在第一家医院发生了什么，也没有谈论过我在家住了八个月后又重新入院的原因。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我也的确没给他什么帮助。我没有告诉他，恐惧和深深的羞耻感早已占据了我的心。因为，我深信他对此无法理解。

回家度过的这个周末，我越来越焦虑。

从我记事起，我就觉得自己的本质是邪恶的。我想通过忏悔、行善消灭自己的邪恶，但是所有的布道、赞美诗、祈祷和弥撒都印证了我无法逃脱原罪。

最近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自我厌恶感与日俱增。我躺在**，一边吮吸着受伤的大拇指，一边思索着生与死的问题。对于像我这样邪恶的东西来说，最有尊严的选择是什么？

有时候，当我感到绝望时，强劲的音乐会给我重新振作起来的力量。我把唱片播放器的音量调到最大，雷鸣般的和弦也许能消灭我身体里溃烂发臭的邪恶。我决定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我有一整套贝多芬交响曲，它是我最喜欢的詹妮姨妈送给我的20岁生日礼物。

我把唱片放在唱片机的转盘上，然后按下开关。将唱臂缓缓旋转到唱片上，然后落下唱针，开始播放。起初，音乐的抚慰令我平静下来，但很快，我又被强烈的情绪所主导。随着交响乐的继续，我变得悲伤不已，我为我是如此罪孽深重而悲痛万分。我感觉自己像一艘被惊涛骇浪拍打的小船，在寒冷而黑暗的大海中沉浮。

唱片机放到了交响曲的最后一章时，欢快的节奏回响在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飞扬的歌声是如此美妙，我仿佛看到来自天堂的阳光洒满了房间。“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歌声穿越漫长的岁月而来。

我完全听呆了，虽然我不知道歌词的意思，但我知道这是上帝对我说的话。上帝通过这音乐，给了我走出困境的明示：我可以自杀，然后在接受审判时见到他。我可以结束这难以承受的焦虑，还可以净化世界，所有这些，只需一个步骤。我沐浴在音乐圣洁的光辉里，在那短暂的片刻，我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和自由。啊！这景象令我难以抗拒！

是的，等待我的终将是地狱，我将永远受苦。但我不在乎，此时此刻，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想把手边的药全部吃下去。我还想把天花板上的灯泡拧下来砸碎，然后尝尝它的味道。

我从药柜顶部的一个盒子里拿出一片剃须刀片。

我躺在那儿，慢慢开始担心我能否见到上帝。我们的会面似乎进行得不太顺利。我闭上眼睛，继续静静地躺着，满怀希望地等着。

我还在等着。

但我还是没睡着，我甚至连一点睡意都没有，离流血过多而死也还差得很远。我的双手有冷冷的刺痛感。

终于我再也无法忍受等待的感觉，直起身坐到床边，撸起袖子，想看一下胳膊上的伤口，但我不敢看。只看到有鲜血滴落在地板上。

有那么一会儿，我呆坐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然后，意识开始渐渐回笼。

我真的失败了吗？

不，它只是需要的时间比你想象的要长，死亡会来的。

这不是真的！我失败了，我该怎么办？

这次必须成功。再稍等会儿吧，想着自己已经死了。

我集中浑身上下所有精力，想用自己的意念改变现实，但什么也没发生。

是的，你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你根本就无路可走。

终于，我接受了任务失败的事实。我意识到必须做些什么来减轻伤害。我用胳膊紧紧抱住自己，站起来跑到卧室外的楼梯顶端。“妈妈！”我朝正在厨房准备晚餐的母亲喊道，“我想我得回医院。”

母亲的头出现在厨房与楼梯分开的角上。她抬起头问：“为什么？”

“我想我弄伤自己了。”我说。

她一言不发地走进客厅，父亲正坐在那里，边喝加冰伏特加边看报纸。他们穿上大衣，母亲看起来很难过，她默默地收拾好我带回家的几件东西。对于我做了什么，她没有问。

我穿着件红色的大毛衣，这件毛衣是布卢明代尔的一位朋友为我织的，上面有精心设计的绳结和花形图案。穿着它，我总能感受到她的耐心和关怀。现在它不仅给了我温暖，又很好地掩盖了我受伤的状况。

车子向市里开去，车里又冷又静。父母坐在前排，我坐在后面。这场景好似一个梦境，而我则像个旁观者，只是在一旁看着。我的脑海中，一切都是静止的。

大约晚上七八点钟，我们到了医院。在白天尤其短的隆冬，很难分清傍晚和夜晚，但我知道，天已经黑了很久。医院大楼里刺眼的灯光仿佛能把我穿透，我的面前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玻璃的另一边，人们在四处奔走，大声询问。我可以让眼前的这些都变得不真实，就好像一切都是动画片，如果我不想看，那就不必看。但刺眼的灯光让我无处遁形。

在嘈杂和疑惑中，一名值班医生走了过来。她端庄秀丽，身穿一件精心裁剪的深粉色西装，柔顺的棕发在脑后梳成一个利落的发髻—一切都不多不少，恰如其分。

我的心跳开始加快，那层厚厚的玻璃不见了，身上仅存的一丝力量瞬间找到了绝处逢生的希望，我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医生—她会带我脱离困境，修复我残破不堪的身心。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在乞求着她的注意。

“发生了什么？”她问道，语气专注而干脆。

“我，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说。我的大脑僵住了，根本无法思考。

“你为什么那么做？你都吃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关心她的问题，只是盯着她的脸。我需要好好消化一下她带给我的不可思议。

“你肯定知道一点儿吧。”她怀疑地看着我，语调也变高了。

“我不知道。”到这会儿，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坚持这样说。我只知道，如果我跟她说了上帝给予我的明示，她会认为我疯了。

医生叹了口气，看着手中的报告。

“你吞下了什么？”一两分钟后她问道，“如果去做手术，我们必须知道你吃进去了什么。”

“我不确定。”

医生的表情更严肃了，可我真不记得自己吃了什么，以及吃了多少。此时我存在的所有意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异常的渴望，渴望被这位粉衣医生拯救。我无法解释这种执念。我只知道我已几乎溺死在黑暗中，而她就是希望的光。

医生生气地看着我：“你这是在浪费时间。”

如同来时那般迅速，值班医生又快速地离开了。把我与世界隔开的那层玻璃又缓缓降下来。护工把我送到街对面长老会医院的急诊室。我们挤在勉强容得下两个人的白帘隔断里，静静地等待着。灯光依然刺眼，除了这个想法，我脑中一片空白。

外科医生缝合了我手臂上的伤口。深夜一两点钟，我终于躺在了病房的**，但我毫无睡意。我僵直地躺在黑暗中，睁着双眼。

星期天下午，前一天值班的那位医生过来回访。

“我来看看伤口。”她说着，抬起我的左臂，掀开绷带，用手指在伤口旁的皮肤上轻轻按了按。“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她更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当闻到纱布上的血腥味时，一阵莫名的兴奋涌上心头，令我浑身为之一振，然后我的胃也立刻跟着颤抖了一下，一瞬间我感觉自己还活着。我对自己说，你应该感到羞愧。

“让我们再看看另一边。”说着，医生掀起右手腕上的绷带，检查伤口。检查完后，她就走了。

整个过程中，她都没有看我一眼，而我也没说一句话。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值班记录 1964年1月25日

患者今晚回到医院，说她割了自己的手腕。检查发现四条深深的刀口。通过进一步询问，患者声称吞下了管道疏通剂、碎灯泡的玻璃和她周末的药物（包含1500毫克氯丙嗪）。根据患者和她母亲的陈述，事情发生在下午4点钟。关于吞下了什么，是否有呕吐，身体感觉如何，患者每次的陈述都不尽相同。

——戈登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