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任郎中十年后，接替他父亲的位置成为太史令。这十年间，司马迁经常随汉武帝到处巡游，这些巡游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求仙。这些巡游最后间接造成了司马谈的死亡，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巡游的背景和经过做一番了解。

秦、汉紧接战国，汉朝开国后，由于经历过暴秦的过激统治，人们一旦获得舒解喘息，很自然地会怀念战国时代的种种，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养士和游侠之风的盛行等，还有就是各家思想的再现。这些现象对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汉武帝才会压制养士之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之所以会被独尊，除了它重礼制、谈王道，可使帝王获得美名之外，还有其他学说没有的两个优点：一个是儒者通晓古代典籍，而且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治国理想和制度主张；另一个是儒家学说含有各家思想的源流，容易加以引申附会。因此各家学说虽然被罢黜，但仍可以在儒家的大帽子下改头换面，继续存在。

事实上，各家各派的成立本来就是经过长时期的孕育而成，易经就是儒家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典型融合。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本来也是孔门弟子。法家的韩非、李斯也是受业于儒生。从这些渊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各家学说想在这种环境下改头换面并不十分困难。

在汉朝乃至后世，在儒家学说的大帽子底下盛行不衰的要数阴阳学说为最。促成独尊儒术的大儒董仲舒就是个典型的“阴阳儒家”。

阴阳学说为什么可以获得这样的结果呢？这要归因于它本身就是一种架构，一种基础学说。好比数学，学通了它，就可运用到其他学科中。同理，用其他家的理论，加到阴阳学说的架构上，就会出现崭新的面貌，它既能保住自己，也可以发扬他人。

阴阳学说能够自成一家也有当时具体的环境因素，战国时，人们饱经离乱，对时局日渐绝望，转而沦入宿命式的心理中。他们期待盛世的到来，当然更希望得到促成盛世到来的方法，以求安身立命。阴阳学说中的五行终始之说正好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五行之说始于何时已经无法考证，阴阳学说中用五行、四方（东西南北）、四时（春夏秋冬）、五音十二律、天干地支等，相互配合排列，构成了一个宇宙架构。五行的势力叫五德，五德轮流支配这个世界，当某一种德轮值时，就由代表该德的朝代兴起而统治天下。如何证明某人某朝代可以代表哪个德呢？那要看当时出现了怎样的征兆。

这种理论使战国时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的期望变得更为具体，同时也成了各诸侯国代周统一天下的理论根据。本来，这就是一种迷信思想，跟原来的一些迷信行为有很大关系，也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它能与儒家合而为一，当然也能与道家相结合，何况道家本来也爱讲阴阳。后来，阴阳学说发展成一套完整的宇宙、政治哲学，同时分离出占卜炼丹的“方术”。

所谓“方士”，原指方外之士，方指现世的领域，方外就是超然于现世之外，不理世事，就是隐者。秉持道家思想的隐者往往隐居在山林中，漫漫长日要如何打发呢？研究阴阳学说是个不错的选择，他们不仅在理论上研究阴阳，还有所发明，各种长生术就是他们的杰作。这些难免会流传出来，于是产生了一批也称作“方士”的人，他们不一定隐居，或者隐居后又复出，他们用这种神秘的长生术谋求个人名利。为了与无意仕途的方外之士相区别，他们被称为方术之士。

这算是另一种阴阳家的形态，在战国末年开始大行其道，那些始终隐居在山林中的发明者在这些大谈长生术的方术之士口中，成了长生不死的神仙。战国时的各种学说都喜欢依附于黄帝，这些方术之士就把黄帝描述成一个懂得长生之术，最后飞升而去的神仙。

秦始皇的暴政把很多贤能之人逼到深山成了隐士，同时也造就出了很多“神仙”和方术之士。方士除了懂得炼丹之外，还会经过改良后的占卜术和导引术。导引术也是一种长生术，据说可以治病，“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种健身运动，注重肢体运动与呼吸的配合，可以强身健体而已。

秦以前的方士不乏以方术吸引帝王，然后试图施展济世理想的人。但后来，他们的形象逐渐被固定，帝王对他们的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智者却通常对他们很不屑。方术之士后来融入道家的宗教化活动，就变成了后世所说的“道士”。阴阳学说中关于宇宙、政治哲学的方面则融入儒家学说，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融入儒家的阴阳学说盛行的时代，同时也是与道家学说结合后的方士大肆活动的时代。这时的方士大多为求个人名利，以神仙之说迷惑皇帝。他们取代了原来的巫祝之流，掌握了宗教活动，并且将其按照他们的理论赋予新面貌。

造成方士大肆活动的原因之一是汉武帝敬鬼神、求神仙的欲望。他并不像其他皇帝一样到老了才求神仙，他从青年求到老年，简直可以说是求了一辈子神仙。《史记》中本来没有武帝本纪，是后人将《封禅书》加以剪裁，补录而成。《封禅书》记载的是宗教的祭祀之事，除了前半段之外，其余完全是汉武帝的求仙史，充满了可笑的迷信色彩。封禅与求仙本来是两回事，汉武帝的求仙事迹为什么会出现在《封禅书》中呢？这是方士导演的结果，这个结果间接造成了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的气愤而死。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封禅。广义上的封禅就是一种祭天大典。它与一般的祭祀活动不同的是，必须要在泰山一带除地、筑坛，除地就是要把城郊预定要行祭典的地方整理干净，然后在上面以土筑成祭坛。

古时候祭天和祭神鬼是有区别的，祭天一定要在祭坛上露天举行，祭祀神鬼的地方叫做“庙”或“社”。祭天的时候，必须在坛上燃柴火，叫做燔，上面放两头公牛，让烧出的气味随火气上升。

西周以前的祭祀是有严格的阶级区别的，只有天子才能祭天地。诸侯只能祭封地内对人民有益的山林川泽，例如鲁国的泰山、晋国的黄河、楚国的长江等。祭天的次数没有一定，大体上，春夏秋冬的四时之祭差不多是固定的，是常祭。除四时的常祭之外，还有其他非定期的祭祀，例如巡行各地之前，或出征之前，天子即位时，以及天灾地变时的祈福免灾，也是祭祀的一种。

东周时，王室衰微，诸侯势力日渐强大，慢慢地就开始有诸侯僭越天子之权，也举行祭天大典。

地处关西的秦国由于受阴阳学说的影响，先后立了四个举行祭天大典的地方。这个举动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秦一统天下，将这套制度传承至汉及以后的朝代。汉高祖入关后，又增立了一个举行祭天大典之地，凑足五个，与阴阳学说中“天有五帝”的说法相合，打破了原有的“祭天是祭唯一的天帝”的观念。这与周朝时候的郊社之礼明显有些冲突的地方，祭祀之地不在城郊，天子也不一定要亲自主持，派主管祭祀的官员定时去祭祀即可。阴阳五行之说与郊社之礼的相互作用促成了秦、汉时所谓的“封禅”，这里的封禅指狭义的封禅，即秦、汉阴阳家和方士所谓的封禅。

阴阳五行之说关于天人相应的观念在战国以前就已经产生了，但真正将这种观念理论化、系统化，则是在战国后期。持这种学说的人认为一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分为下列几个步骤：

一、圣人受命——例如，这个循环是属于五行中的金，那么，符合“金”的人降生了，这是第一步。

二、天降祥瑞——天下会有代表“金”的事情发生。

三、推德定制——已确定属“金”，则服色、制度、历法都要随着改变。

四、封禅告成——制度定了，天下也太平了，就要行封禅大典，向天帝报告。

五、这个循环开始衰落，天降灾祸以告世人。

六、统治者要有自知之明，把国家统治权让给贤人。

七、新圣人受命，开始下一个循环。

由此可见，他们所说的封禅变成了改朝换代成功后的报告仪式，与郊社之礼和广义的封禅有所不同。他们将泰山作为封禅的地点，可能与阴阳学说的发源地是齐地（山东半岛）有关。齐国之所以出一些阴阳术士和好神仙之流，与它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齐国滨临渤海，在春夏之交的季节，有时可以看到海市蜃楼的奇景，其变幻无穷引起人们的种种幻想，因而有了神仙之说。泰山就在山东半岛上，自然是比较合适的封禅之地。

在司马迁的时代，狭义的封禅的意义应该是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但是他们对这种祭祀形式的具体内容、仪式，可能感到有些迷惑，并且容易将其与郊社之礼混淆在一起。到底是社会已经向前发展了，汉人不像周人那样用心于祭祀之事，唯恐获罪于天，而且春秋战国的战乱延绵数百年，很多周朝的礼仪早已失传，加上期间各种学说混杂，广义的封禅一说根本无法追溯。所以，司马迁在《封禅书》一文的开头就说“其仪阙然烟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之后只好让狭义的封禅充斥于后半部分。

对于封禅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些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说法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有着怎样的影响。

这个问题我们要通过司马迁的《史记·封禅书》来分析，《封禅书》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至）乎泰山者也。”这一段显然就是前面我们说的阴阳家讲的那一套，由受命而符瑞而封禅。他接着写道：“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泰山旁的小山）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这一段写出了行封禅大典的条件，那就是命、功、德、暇。秦始皇是受命当上皇帝的，统一天下而开疆拓土，功也有了，可是无其德，所以当他登上泰山时，暴雨如注，狂风怒号，他只能“休于大树下”，无法完成封禅，12年后秦亡。就算命、功、德都有了，也得要有暇才行。由于符合这四个条件很不容易，所以“即事用希”，很难举行。

汉朝开国之初，天下初定，百事待举，有关祭祀的事情，高祖大多令秦朝旧部依照秦例办理。似乎没有人认为当时是封禅的时机。

到了文帝时，公孙臣上书，认为汉应当属“土”，主张改正朔（正朔就是年首，阴阳学家认为新朝代的年首应该配合五行更改）、色尚黄。可是当时的宰相认为汉属“水”，年首应为十月，色要外黑内赤。官大学问大，他这么一说，公孙臣的说法马上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第二年，有人在李广的家乡成纪（相传伏羲氏的出生地）看见黄龙，这是属“土”的祥瑞之兆。消息传到京城，文帝马上把公孙臣找回来，拜为博士，开始草拟改年首和易服色的事，并且亲自主持了汉朝第一次由皇帝主持的祭祀，不过并不是在泰山举行的。

改年首、易服色，这已经是封禅的前奏了，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文帝放弃了所有有关的筹备工作。

当时，有一个人叫新垣平，善观天象，他说长安东北有神气，呈五彩，像人戴帽子的样子，那必定是神明住的地方。他建议文帝在那里建一座五帝庙，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同时积极要求博士诸生开始策划封禅事宜。后来新垣平的说法越来越多，他对文帝说：据说周鼎沉在泗水中，现在黄河决堤而与泗水相通，我看京城东北方的汾阴（今山西荣河县北）有金宝气，周鼎似乎会在那里出现。有征兆而不设法相迎，恐怕就没法实现祥瑞之兆了！

于是文帝下令在汾阴之南靠黄河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准备迎接周鼎出现。后来有人找到切实的证据证明新垣平所说的都是假的。究竟这切实的证据是什么呢？史书上没有记载，只知道后来文帝下令杀了新垣平，还抄了他的家，不再热心鬼神之事，连带的改年首、易服色、行封禅之事，也全部停了下来。后来景帝即位，他在位16年，一直保持着同样的态度，祭祀的事情由有关机构按旧例进行，并没有什么新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