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即位以后就不一样了，他年纪轻轻就对鬼神之事特别感兴趣，而且汉朝开国已经60年了，要改年首、易服色、行封禅大典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人们提出这种呼吁，可能有这样几种心理：一种是受阴阳五行之说的影响，认为人与天必须一致，才会达到调和从而获得幸福。另一种心理可能认为封禅是一种肯定，是对新朝代、新盛世的承认。汉紧接在暴秦之后，代表秦政的年首和服色如果不加以更改，人们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而秦始皇登泰山却封禅不成，也使他们有兴趣看看自己的皇帝成不成。另外还有一种心理，认为封禅肯定了时代，同时也就肯定了行封禅大典的皇帝，既然说受命而有功有德的人才够资格封禅，那么鼓动某一位皇帝行封禅大典，不就是一种歌功颂德的行为吗？表面上说天下已经有多少多少的祥瑞出现，皇帝您应该封禅，以便与天相应，实际上不就等于说您真伟大，天都已经出现这么多祥瑞与您的功德相应了。所以难怪司马相如死前留下一封劝汉武帝封禅的遗书，汉武帝看了之后，又听到左右加以强调，继而“沛然（感动的意思）改容”说：“愉乎！朕其试哉。”这样的马屁可算是拍得很到位。

司马相如是不是临死还不忘拍马屁不是我们所要叙述的重点，我们所要说的是汉武帝确实决定举行封禅大典。当然，这不是因为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后做出的决定，我们前面说过汉武帝是个“内心多欲而外饰以仁义”的人，他的做人处世往往都呈现多面性，表面一套，内心又是一套，但最终他还是会抓住他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那套。封禅这件事，他面临着两种人的影响：上面说的存在那三种心理的人是一类，他们希望肯定时代、肯定自己，同时也歌颂皇帝，但大体是在阴阳家设计的理想里思考。另一类人就不同了，他们也和阴阳家有关，但满脑子不是理想，而是幻想、妄想，他们不是要肯定时代，而是要肯定未来。他们不是要歌颂皇帝，而是要引导皇帝，要皇帝透过封禅变成神仙，当然他们也要肯定自己——要获得名利。

对于汉武帝来说，后一种人的想法很符合他自己的心思，他显然认为后者对自己更有利，而且这种心思已经使他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司马迁对这一点有很明显的“暗示”。公元前119年，有个方士说有办法让汉武帝在晚上看到已经死去的宠姬王夫人。汉武帝一高兴就封他为文成将军，并且以礼相待。这个方士也竭尽所能，为汉武帝设计各种方法与神仙相通，他说皇宫里的东西都没个神仙的样子，神仙是不会来的，然后就为汉武帝画云气车，云气车有五种颜色，每天乘哪一辆都是根据五行之说加以规定的。还建了一座新的宫室，供奉天地泰一诸神（据方士的说法，泰一神是天帝中最为尊贵者）的画像，煞有介事地大祭特祭，可是弄了半天，神仙还是没有出现。这个方士在技穷之余又想出一个怪招，写了很多怪言怪语在绢帛上，把它喂牛吃下，然后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指着那头牛神秘地说：“此牛腹中有奇”，命人杀牛剖腹，果然有“奇”。有人认出这是他自己的笔迹，汉武帝一怒之下把他杀了。

通过这件事情，汉武帝对鬼神之说应该有所觉悟了吧。其实不然，他还是对神仙之道存在着强烈的幻想。杀了文成将军之后，反而怀疑自己是不是杀错人了，还一度对文成将军没能完成他的求仙计划感到惋惜。后来又有一个能言善道的方士出现了，汉武帝将文成将军的死说成是误食了有毒的东西，以此来安抚方士之心，免得他们不敢再言神仙之道。这跟之前霍去病射杀李敢，被说成是意外身亡，实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汉武帝不会让任何理由阻挡他内心的欲望。

形势非常明显，在举行封禅大典这件事上，求仙派要比报天派强硬得多。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汉武帝自己的欲望，他是这件事情最有实力的支持者，并且一心求仙。不过，朝中主管礼仪的官员没有人知道封禅的具体步骤，当年秦始皇封禅时，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七十多人对封禅的礼仪议论纷纷，最后秦始皇被吵得不耐烦了，就不管那么多，仿照一般祭祀天地的礼仪，硬着头皮举行封禅大典。那么秦始皇当时的礼仪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司马迁说：“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根本没人知晓。既然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种时候就看谁能够舌灿莲花，说出些令皇帝觉得十分有道理的话了。

所谓求仙派和报天派，是按照封禅的目的来区分的。求仙派认为封禅就是为了求仙，而报天派则认为封禅是对上天的一种报告，说明王朝更替，天下太平。报天派的观点是自战国末年以来，社会上普遍接受的观念，秉承这种观念的人多是接受阴阳五行之说的儒生。儒生最重礼仪，最尊崇古礼，但也因此受到了古礼的拘泥，他们最有群众基础，却不太敢有什么天马行空的想法，自然也就不敢说什么。

相反，求仙派本来就一脑子奇谈怪想，想的事情都毫无根据，说的话自然也就漫无边际，甚至可以说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反正你信就有，你不信就没有，信与不信取决于听的人。说到汉武帝的笃信鬼神，司马迁毫不客气地予以调侃，他描写汉武帝信神君，神君是谁？她不过是长陵（故城在今陕西咸阳一带）的一个女子，因为难产而死，据说死后变成神，在她的妯娌面前现身，于是她的妯娌就把她供奉起来，附近的居民都跑来拜她，据说很灵验。汉武帝的外祖母听说就是因为崇拜她、信她，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荣华富贵。

汉武帝即位后，常常赐给神君厚礼，并将其迎奉至宫中。后来汉武帝曾一度病重，太医束手无策，倒是问了神君之后才痊愈的，从此他就更信神君了。神君对人的指示“闻其言，不见其人”，声音与普通人一样，时来时去，有时白天说话，但更多的是晚上。汉武帝郑重其事地派人把神君说的话记下来。司马迁说：“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神君所说的话都是极为平常的、世人所共知的事情，汉武帝却把这些奉为圭臬，还将其记录成书，真是信到极点了！

就是因为汉武帝太相信鬼神之说了，所以尽管曾因发现有诈而杀了方士，但他一直认为方士的方术有假，或者道行不足，但神仙一定是存在的。那些方士一批接一批地出现在汉武帝面前，也一批比一批更能摸透汉武帝的心，也更知道如何在必要时见好就收，浑水摸鱼。于是，求仙派一天天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而报天派却一天天失去影响力。这种情况下，封禅大典自然由求仙派策划主持，而报天派只能在底下帮忙打杂了。这种现象的形成过程就是司马谈的一道道催命符。

有一个叫李少君的方士曾向汉武帝说明了求不死成仙的步骤，大概是这样的：祭鳌致鬼物—丹砂化黄金—黄金制成饮食器并加以使用则可益寿—见海中蓬莱仙老—封禅—不死成仙。

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步骤，益寿以前的三个步骤算是一个阶段，也就是要达成基本条件——长命。先长命然后求不死，如何不死？要见仙人，与仙人沟通，然后行封禅大典。长命才能见到仙人，这表示想见仙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要花很长时间，要有耐性。那么，怎样才算长命？还活着的人根本找不出一个分界点，所以益寿的努力与求仙可以同时进行，益寿长命等于只是以防万一，求仙的人认为自己可能不需要益寿就见到神仙，然后就能达到不死的目的，那就无所谓益寿了。因此，整个求不死成仙的过程中，最急于要做的就是求神仙和封禅两个步骤。

李少君在世的时候，据司马迁记载，他所从事的都是益寿和求神仙的事情，还没有涉及筹备封禅，可见他是把求神仙放在封禅前面的。李少君死后，“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燕国大约在今天的河北、天津一带，与位于山东半岛的齐国同样濒临渤海，同样有一批好神仙的方外之士。他们知道汉武帝好此道，一个个跑来呈献求仙之策，司马迁只记了几个较特殊的人物，例如前面提到的文成将军，他们所做的事大体也以求神仙为主。但元鼎四年（前113年），司马迁33岁时，文帝时那位叫新垣平的方士所说的宝鼎果然在汾阴一带被挖掘出来，据说汉武帝派人相验，证明“无奸诈”，这件事在当时想必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因为这是大而重要的祥瑞，呼吁要行封禅大典的声音此起彼伏。

这时出现了一个更聪明的人，他叫公孙卿，他说自己握有申功传给他的书简。申功是懂求仙之术的齐人。公孙卿说书上预言汉朝的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那就是汉武帝。又说宝鼎如果出现了，就到了与神相通、行封禅大典的时候，“汉主亦当上封（泰山），上封则能仙登天矣”，这句话等于在说汉武帝是天命所归，一定能够顺利登上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不过，他接着又说了一段关于仙山及黄帝成仙的故事。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求不死成仙还有几个条件：第一，必须经常到境内的名山巡游。第二，巡游只是有机会与神仙相会而已，要成仙还得想办法与神仙相通才行。第三，黄帝学了一百多年才与神仙相通，所以必须要有耐心，还要有决心，不能理会他人的非议。这三条等于是把求仙变成了一个无限期的“大事业”，比最初李少君所说的“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似乎要复杂得多。不过这个说法汉武帝接受起来并没有什么难度，因为他已经求仙求了20年还没有成功，这不是恰好验证了求仙是个复杂的事情吗？尤其公孙卿提出来的说法，又是黄帝，又是五大名山，又是一百多年，人物、地点、时间等说得头头是道，比其他说法具体得多，难怪汉武帝听了兴奋地说：“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

《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真正决心并下令筹备封禅大典时，是这样写的：“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可见是获得宝鼎后才做出决定的。好大喜功如汉武帝，怎么会在登基之后27年，并已经痛惩匈奴14年后才下此决心呢？

方士论调的适时改变，应该是有影响的。

公孙卿算是一位未出大纰漏而能保长命的“聪明”方士，他出的点子汉武帝大多都会采纳。他那席话获得汉武帝的欢心之后，汉武帝就封他为郎，命他到太室山（河南境内，中岳嵩山的一部分）去“候神”，等神仙一出现就立即请汉武帝前去。汉武帝本人则依照他的说法，准备到各名山及其他黄帝去过的地方巡游。

元鼎五年（前112年），34岁的司马迁也在侍卫队中，随圣驾到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南）。之后继续西行，越过陇山，到崆峒山。现在的崆峒山海拔两千多米，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余尝西至空桐（崆峒）。”指的就是这一次。又说：“（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一般认为空桐是地名，而鸡头是山名，崆峒山又叫鸡头山。那么，鸡头山是否就是现在的崆峒山呢？有人认为不一定。这不是我们要考察的问题。总之，汉武帝怀着求仙的心情而来。司马迁则趁这个机会，问当地老人一些有关黄帝的传闻。

从崆峒山回来，又到了长安西北方，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这是方士口中的圣地，他们说黄帝曾在此“接万灵”。汉武帝在这里建了一个祠坛，据说祭祀的时候，“祠上有光”。司马迁以太史令主管天时星历及祭祀时，曾与同僚奏请在甘泉山设立固定的祭祀地点和时间。此后，甘泉山成了西汉时代祭祀天帝神祇最重要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