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认识到胤禩集团的残余力量才是自己的心腹之患。曾静案发，为自己提供了良机，他要不失时机地予以毁灭性打击，杀一儆百，争取舆论优势。

为查找此案根源，雍正对张熙、曾静的供词详加推敲。

张熙在川陕总督衙门受审时，曾昂然供称：“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系吕晚村，号东海夫子。我曾亲自到其家，见其所著《备忘录》并《吕子文集》。惜其子孙不肖，忽背先志，贪慕荣利，已作仕宦，可为痛恨。今行李中所有抄录诗册，即晚村作也。”

曾静也供称：他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反清排满言论来源于吕留良的《吕晚村文集》，他供称：“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滑，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占据去了。”“妄以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论，皆当以他为宗羲。”于是“中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地发论至此。”雍正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吕留良。

吕留良，安庄生，号晚村，又名光轮，字用晦，浙江石门人。崇祯二年生。少年时期即有文名，十二岁时在家乡与人结文社，明亡后曾散家财，结客谋图恢复。顺治十七年即二十五岁时参加科举，中秀才，此后连年周旋于科场，心迹相违，苦闷已极。后颇悔之：“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八年倦容违心做，九日寒花满意开。”康熙五年，他执意不再入科场，拒不参加学政按临的科考，被取消秀才资格。遂归隐故里南村，躬耕陇亩，以“天盖楼”为名刻选时文，著述授徒。于是声名大噪，被人们尊为“东海夫子”。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词科；一般读书人颇以被举荐应试为荣。浙江巡抚荐举吕留良，他以死拒不应试。康熙十九年，郡守又欲以“隐逸”“举荐”，吕留良吐血满地，枕上剪发，报僧衣以示拒绝，更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于吴兴妙山筑“风寸庵”隐居讲学，门人弟子众多，影响也很大。康熙二十二年病死，终年五十五岁。其后人将其诗文汇编刊刻，成书有《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惭书》、《四书讲义》、《论文汇钞》、《八家古文精选》及评选的明文和清人时文等。

吕留良和一般的明朝遗民不同，一般遗民的“抗清”只是吟诗，作文暗寓讥讽，发些牢骚而已，而吕留良却是一个思想家，他提出的一些理论，同清统治者是格格不入的。他主张皇帝和臣子的关系，不能同父子关系一样，而应当以义为重，反对尊君卑臣的风气。他还主张把驱逐异族统治者，恢复汉人的天下，看作是比君臣之义更重要的道德原则。这些思想显然是反对满洲贵州统治的，所以雍正皇帝说道：吕留良写的文章和日记，全是叛逆的词句，凡是做臣子的，都会不忍看，不忍读，不忍写出来的。这说明清政府对吕留良的反清思想是深恶痛绝的。

据张熙供称，曾静遣其投书策反岳钟琪谋清的直接动因就是肇启于吕留良的反清著述。吕留良有《时文评选》留世。所谓时文评选，就是选出有代表性的古今八股文进行分析评论，帮助士子掌握八股文要义。曾静多次应试科场，所以对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不能不加以留心。从顺治十二年到康熙十二年，吕留良评选的时文多达二十余种，想图科举进身的读书人无不奉为经典，于是不胫而走，“风行海内，远而且久”。事实上，吕留良已不仅仅是一个批选八股文的专家，而且俨然成为一方社盟的宗主，一言一行，都为人们所信服、景从。对于多次落第而又心所不甘的曾静，吕留良其人其文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曾静千方百计地弄到了吕留良的全部遗书后，对这些著作，“始而怪，既而疑，继而信。”反清思想逐渐激烈。他经常和吕留良的门生严鸿逵等人来往，并把反清的思想变成了投书策反的实际行动。

雍正理清了曾静等人的思想来源于吕留良之后。雍正决意把现行犯和思想犯一并办罪整治。而且他更看重后者！他深知思想上的叛逆比具体行动更为危险。雍正的“上谕”指出，以前浙江发生过汪景祺、查嗣庭的案件，海宁、平湖也有“**”，那都是吕留良思想的“遗害”，如今曾静、严鸿逵等人，相距千里，居然能够相互呼应，共谋反清，可见问题严重，非加严办不可。

十月，雍正派副都统海兰，十一月，又派刑部左侍郎杭奕禄作为钦差急赴湖南，协同巡抚王国栋，将曾静、刘之珩（原永兴县教谕，曾静好友）、陈立安（刘之珩的学生）、陈达（陈立安之子）、张新华（张熙之父）、张照（张熙之兄）、张勘（曾静的学生、张熙的堂叔）、谯中翼（华容县七十二岁教书先生，与曾静一样崇拜吕留良）、谯大谷（焦中翼之子）、曹珏、廖易（都是曾静的学生）等，全部拿获。另外又在陕西宝鸡县拿获毛仪（贡生，张熙赴陕路经他家）。同时命浙江总督李卫查抄已故吕留良家，将吕留良之子吕毅中、吕黄中、长孙吕懿历、沈在宽（严鸿逵的学生）等拿获。命江南总督范时绎将车鼎丰、车鼎贲（因沈在宽在其家教书，张熙去江南时曾在他家住过，并接受银一两）、孙用克（字学颜，张熙听说他学问好，并未见过面）等拿获。接着，分别在湖广、浙江、江南等地反复刑讯，最后确认曾静等并不是一个有计划的组织严密的谋反集团，根本没有六省“在我一呼可定”的安排和可能。雍正心里石头落地，平静下来，命将案内各犯解送北京，交刑部进一步审理。

那么宫中发生的事情又何以外传呢？经过明察暗访，雍正还弄清了曾静投书中指斥他“谋父”，“逼母”等“十大罪状”，是胤禩、胤禟、胤（礻+我）、胤禵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于是，雍正立即采取措施，首先打击他认为威胁最大的诸皇子残余势力。

按照雍正的经验，因为仇敌某人，而对其人造谣诽谤，以泄其私忿，这样的事并不鲜见。他早就料定胤禩等人的党羽“必有怨望之词”，“但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并不料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他进一步认识到胤禩集团的残余力量才是心腹之患。曾静案发为自己提供了良机，要不失时机地予以毁灭性打击，杀一儆百，争取舆论优势。因此他首先下令追查谋反书中关于雍正失德罪状的来源。

关于雍正继位制造的种种议论，曾静供称：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胤禩天下，皇上（指雍正）将“十”字改为“于”字而篡了位；又说“圣祖在畅春园病重，皇上给圣祖端碗人参汤，圣祖喝了后便驾崩了。”关于逼母，说是雍正逼太后在铁柱上撞死，人言可畏，这直接关系雍正这个皇帝宝座是否能坐的大问题，因而他决心清除心腹隐患，不惜以万乘之尊同犯人逐条辩论。“你是怎么知道的？”“何以听闻？”朕若有此事，皇天在上可以证之”，等等发咒和质讯，确实惹怒了雍正。

另外曾静还供认，他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候说的。何、陈供称此皆听闻于茶陵州看风水先生陈帝西。陈帝西供认是他在往衡州路上，听四个北方汉子讲的：“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避讳，恐怕不便。”“皇上竟不定他的罪，反加了他的官。”根据这一线索，辗转追查，发现自雍正五年（1727年）四、五、六、七月发往广西的军犯即胤禩集团的党羽、心腹太监，有达色、蔡合科、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成等七人。这些人从京城南下广西“沿途称冤，逢人讪谤”。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又查出原军充军东北的胤禩集团亲信，有八宝、何玉柱、关格、马起云、王进朝等，也“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以摇惑人心，泄其私忿。”所谓雍正失德十大罪，这些人的小道消息广为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可是，曾静所供认的，是听到何立忠、陈象候传说关于岳钟琪与皇帝悖讦之事，至于曾静谋反书所列举的雍正失德的十大罪状又是听谁说的呢？曾静并没有具体交待清楚，起码这十个方面不全是从充军者中听来的。雍正心里很清楚，谋反书中所指斥的情节，早已是流布十分广远的公论，但他只抓住胤禩党羽充军广西这件事，调转矛头，追查这批军犯散布什么流言，凡查出散布流言而中伤当今皇上的胤禩残余分子，罪加一等。雍正这一招，可谓一箭双雕，而这批人的悲惨命运可想而知。利用曾静的案子，雍正又自我宣布找到了诬蔑他失德的舆论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