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历经许多次朝廷变故。又处理了很多起文字案件。但此次他决定“出奇料理”。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川陕总督岳钟琪乘轿到达总督署衙门前时，突然有人手捧书信拦住去路，声称要面交总督岳钟琪，并且有要事商谈。

岳钟琪命随员接过书信，见那书信封面上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岳感到事情不妙，立即将投书人交巡捕看守。急忙赶回总督署衙，走进密室，拆书细读。

这是一封策动岳钟琪举事反清的信，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张倬”。所谓“无主游民”，显然是不承认是清王朝统治下的属民。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有：强调“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认为雍正是“满洲女真人，就是夷狄，夷狄即是禽兽”，“满人”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王位，清朝历经“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地震天怒，鬼哭神号”，这是“夷狄”统治带来的恶果，所以要反对清朝的统治。遣责雍正是失德的暴君。列出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利、好杀、酗酒、**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这么多的罪状，根本不应该当皇帝。指责雍正是用阴谋诡计而篡位的。因而天地不容，使天下“寒暑易序，五谷少成”，出现“山崩川竭，地暗天昏。”现今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尸横遍野，反清愤忿，一触即发。最后是策动岳钟琪同谋造反。称岳是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劝其继承先祖遗志，不应效忠清王朝，要他用手握重兵之机，乘时反叛，为列祖列宗报仇，替大汉民族雪耻。

岳钟琪读完这封策反书信，惊恐万状。前不久他才平息了疯子卢宗汉持同样理由的谋反事件。今又碰到有人投书策划谋反，他既害怕又愤怒。于是，他当即向雍正如实地上了奏本。从而引发了雍正时期一桩最大的文字狱。

岳钟琪，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其父官至四川提督。康熙五十年，开始担任武职军官，后因在云贵边陲屡建战功，于康熙六十年提升为四川提督。雍正元年，因平定青海罗卜藏丹叛乱立大功，受封三等公、参赞军机大臣。雍正三年，因大将军年羹尧事发，接替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

川陕地处险要，南可控制云贵湖广，东可牵制晋冀豫和京都地带，是和青藏甘高原联络的根据地，因而清王朝把它作为西北边防的重要防卫线。

这个重要职位，自康熙十九年设置以来，一直是满族八旗要员担任，岳钟琪荣任此位，说明他受到雍正的宠信，也可以看出雍正用人不拘一格。岳钟琪虽是汉人。但有多年的封疆大吏资历，屡建大功，经验丰富，是难得的人选。

尽管如此，也难以避免满族大臣的非议，当岳接任年羹尧受命川陕总督之际，直隶总督蔡珽立即向雍正奏本称岳“不可深结”。并对岳钟琪施离间计，说：“怡亲王对你当上川陕总督非常不满，皇上藩邸旧人傅鼐告你要小心。胤祥是皇上最信任的兄弟。”这样离间和挑拨，使岳钟琪惶恐万状，他知道雍正对于异己毫不予软，他的前任年羹尧就是一例，他深怕雍正怀疑他拥兵自重，因此百般忠诚谨慎。

可是命运偏偏要和他过不去，传说他是宋朝岳飞的后代，岳飞是为抗金而丧命的。想排挤他的人，风言风语，说什么宋被金灭，明被后金灭，都亡于“异族”，于国于家，岳钟琪也要为宋明复仇。雍正五年，岳钟琪奉命驻扎四川成都，有一天在府城内，忽有一男子名卢宗汉者，沿街叫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欲行造反！”号召人们“从岳钟琪造反”。这个灭门夷族的举止，对岳钟琪简直是晴天霹雳。他不仅没有此行，也从来无此想法。雍正对他的抬举已经超出常规，他想报恩还来不及。所以命四川提督黄庭桂将卢宗汉拿下，然后诚惶诚恐地飞报朝廷，请“圣上”处置。七月，雍正谕内阁：“数年以来在朕前谗谮岳钟琪者甚多，不但谤书一箧而已，甚至有谓岳钟琪系岳飞之后，伊意欲修宋、金之报复者。”“岳钟琪懋著功勋，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而奸邪之徒，造作蜚语，谗毁大臣，其罪可胜诛乎？”结果卢宗汉被砍了头，岳钟琪正式上奏雍正称：“卑职不敢檄讯，不敢隐匿”，并引咎辞职，以示他对雍正的忠心耿耿。

雍正见到奏折后，非但不加责怪，反而大加安慰，说这是蔡珽、程如丝等鬼魅之所为。要岳钟琪继续供职，不要理会那些佞言邪说，要他“愈加鼓励精神，协赞朕躬，利益社稷苍生，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理大清于磐石之固，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也！”

雍正对岳钟琪没有任何怀疑，信任和依赖仍如当初。但岳钟琪与雍正的关系不协的舆论却在民间广为流传。

四川、湖南民问传说，岳总督非常尽忠爱民，曾上奏谏本，说些不知忌讳的话，劝雍正修德行仁，雍正非常怀疑他，怕他威重权高，对朝廷形成威胁，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并传说要杀掉他。那岳总督非常害怕，连召几次，他都不敢进京。雍正见他死守任上，不肯进京，越发对他顾忌。因他是大学士朱轼保举推荐的人，令朱轼召他才进京。雍正就派朱轼来陕西召他，不得已才同朱轼一同进京陛见，并向雍正奏说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

雍正听到这个谏议，也就不忌前嫌，仍派他回陕西继续任职，但要求有人保他他才肯去。雍正问朱轼，朱轼不愿再保；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也不敢保；雍正就亲自保他去了。岳钟琪出京门才四天，朝中就一大臣向雍正奏了一本，说朱轼不保他，是和他暗结私党，里应外合预谋造反，等到朱轼到他任上保他，他才消除疑虑，欣然进京。这足可证明他同朱轼是同党合谋，今日回陕西，本来朱轼是原保举人，照理应该去保他，可是他推却不保了，这是朱轼脱身之计。

雍正十分后悔，对他疑忌更深，马上派遣一个叫吴荆山的朝廷官员前去追赶，让他赶快回京，他不从命。这朝官吴荆山没有办法，就在路卜自刎。

岳钟琪回到任所之后，随即上了一道本章说雍正有很多不是之处。正因为这种传说的存在，民间才把反清复仇的希望都寄托在岳钟琪的身上，九月二十六日，才有人把策反信交到他的手上，要他“乘机反叛，为宋明复仇”。

谁知岳钟琪深受皇恩，对雍正忠心耿耿。接到书信如接到烫手的炭火，既怕谣言再起，又怕引来杀身之祸。暴怒之下，决定亲自提审张倬，对投书人张倬施以重刑严加逼供，把张倬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迷过去。但张倬誓不招供，宁愿“舍身可以取义”，尊从恩师所嘱“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的嘱托，只说他们的势力范围很广，湖广、江西、云南、贵州等省，这些地方民众反清情绪高涨，可以一呼百应群起反清。结果一无所获。

岳钟琪怕事涉嫌疑，随即密奏皇上，恳请雍正批准“将张倬解送到京”，交朝廷审讯此案。雍正接到奏折，反应却沉着镇静，声称“世上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同时奉劝兵钟琪要秘密审讯，不要用刑太过酷狠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伊既有胆为此事，必是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过如此审问，让岳钟琪放心大胆地去处理。雍正又在大臣田文镜的奏折批复道：“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方能便悖逆之人就范。

岳钟琪忠实地照雍正谕旨办了，想出一套巧计诱供的计策，同时为撇开清廷猜忌，岳钟琪请出一位满州大员陕西巡抚西琳陪同审讯。

在提审张倬时，张倬被绳捆索绑押进审讯庭堂，西琳暗躲在屏风后窥探审讯情景，岳钟琪一改过去怒斥责骂态度，笑容可掬地亲自为张倬解下绳索，并让坐捧茶以奉待，大加夸奖张倬是位英雄好汉，难得的仁人志士。岳钟琪流着眼泪诚恳地对张倬说：“我岳某早有谋事反清意图，只为处境艰难，不得已对志士动用刑讯，以图掩人耳目，看你是真是假，不想兄弟真男子大丈夫，使兄弟受委屈了，请你体谅。”说着热泪横流，假装发誓结为盟友，共讨满清，光复汉室。

九月二十九日，岳钟琪为诱供假戏真做。二人在秘室，照例又拉一位满州大员秘隐屏之后以窃虚实，二人焚香对天跪拜，叩头泣血，结为金兰之交，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举义旗，决心为推翻满清为己任，这样骗取了张倬的信任。

这个张倬是个山村未见过市面的读书人，对岳钟琪的做法信以为真。因为在封建社会里，一经发誓，若有违誓，必遭报应。

于是投书人张倬便将所有事实真相，包括他老师以及与老师交往密切而又有诋毁清朝行径的人的姓名住址及其他情况，一一告诉了岳钟琪。岳钟琪这种“惟知有国，不知有身”的做法，令雍正“不禁泪流满面”，朱批：“朕与卿君臣之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这种灌米汤的手法是雍正的拿手好戏，对年羹尧早已使用过了，它也真的有效，立即使岳钟琪“感泣悚惶，惊喜交迫”。雍正为安抚岳钟琪，又有朱批云：“朕生平居心行事唯诚实二字，凡谕卿之旨，少有心口相异处，天祖必殛之。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为了收买臣下忠心不贰，不惜赌咒设誓。岳钟琪对此感恩备至，以更大精力防守边陲，同时去查办这宗天字号谋反案。

原来，这个投书策反人的真实姓名叫张熙，字敬卿，张倬是化名。他的老师叫曾静，夏靓是化名，湖南郴州永兴人，他出身于“家事单寒”的家庭，因应试屡次落弟，中年放弃举业，以教书徒糊口，自称“蒲谭先生”。

他收张熙、廖易两个得意徒弟在家，住房不宽绰。他先有同居的兄、嫂，后来兄嫂夫妻反目，嫂子改嫁。张熙、廖易家事也很贫寒。岳钟琪审讯张熙为何谋反，张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曾静看到土地高度集中，财富占有不平等，从他们自身经历中体会，曾静著书说：“土地尽为富室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所以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见解，认为只有铲除满清统治，贫寒百姓才有出头之日。他根据社会传言和自己的分析，认为岳钟琪最有能力实现他的反清复明日。

雍正六年五月，曾静派遣张熙和他的堂叔张勘同行，张熙当出家产作路费，携带给岳钟琪的策反信和《生员应诏书》赴陕投书，一路晓行夜宿，风尘仆仆途经贵州到四川，听四川人讲岳钟琪已回驻西安，便由四川追踪到陕西。九月十三日到了西安，打听岳钟琪是当今皇上重用的封疆大臣，皇上非常宠爱他，所谓北京雍正皇帝三召不赴京之说，纯系编造的谣传。

二人听后，心灰意冷，那同路人张勘更为惊慌，吓破了胆，便偷偷地扔下张熙，只身逃回家了。

张熙投书意志坚决，心想当了家产做路费，千里迢迢专为投书而来，决不虚此一行，于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向岳钟琪投书。

曾静给岳钟琪的原信，因为内容实在太露骨了，岳钟琪不敢冒昧呈览，但雍正却说：“犬吠兽啼之声耳，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览之。”态度似乎颇为从容，但当他看到原件之后，却不能不惊呼：“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这确是由衷之言。他又庆幸曾静、张熙“自投罗网”，并表示“此书一无可隐讳处，事情明白后，朕另有谕。”雍正历经许多次朝廷变故，又处理了很多起文字案件，但此次他决定“出奇料理”。雍正觉察到，此投书绝非一偶然、孤立的策反案，用夷夏之防的传统道德否定清王朝统治的正统性，用罗列十大罪状来否认自己为帝的合法性，言之凿凿，像曾静、张熙这样身居穷乡僻壤的“山野小民”怎么会有如此深邃的思想，又怎能知道宫廷中发生的错综复杂的细节呢？雍正明确意识到：此案背景并不一般！他要查个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