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历史而获罪被杀，陆生楠是清朝第一人。但雍正绝不是为历史鸣不平才杀陆生楠。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自己的皇权统治下，不准许有任何越轨的“异端邪说”。他要以此威慑天下胆敢胡言乱语之人。

雍正以去“异端邪说”为名屡兴文字狱，但他深知以天下读书人之多，想堵塞言路，难上加难，只有以皇权的威慑力量来制服“叛逆者”，在精神上把他们“镇住”，使其“一时畏其人，千秋服其神”，才会有良好的效果。不造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不可能实现思想之大一统。

雍正七年六月，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以谢济世私注《大学》、毁谤程朱向雍正上奏，同时还参劾陆生楠“细书《通鉴论》七十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制，言词更为悖逆，显系非汉时政”。雍正亲自审阅了《通鉴论》，并逐条予以驳斥。最终决定采取严惩陆生楠，威慑谢济世的方法，首先下令将二人军前正法。

陆生楠，广西举人，曾任江南吴县知县。后赴京觐见，雍正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办事学习”，不久改授工部主事。外任知县，历俸数年，或政绩卓异或大有功于朝廷，才能升补此职。陆生楠初仕就得到这种任用，应该说是受到雍正赏识的。但陆生楠颇有点桀骜不驯的劲头儿，言谈话语中常流露出“傲慢不恭”之情。使得雍正对他很厌烦，总想教训他一下。雍正四年李绂、谢济世事发，雍正以他是谢济世等人的广西同乡，“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李绂曾任广西巡抚），把他革职，本来无罪的陆生楠同谢济世一起被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

到达阿尔泰戍所后，两人颇得大将军、平郡王福彭的优待，发配之人竞能从事著述，谢济世潜心于《大学》的注释，陆生楠则致力于《通鉴论》的写作。正因为受此优待，陆生楠才最终获罪被杀。

论述历史而获罪被杀，陆生楠是清朝第一人，但雍正绝不是为历史鸣不平才杀陆生楠。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自己的皇权统治下，不准许有任何越轨的“异端邪说”。他要以此威慑天下胆敢胡言乱语之人。

陆生楠的《通鉴论》是对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论述的历史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内容主要集中在论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而治等方面。但其中包含了许多借古讽今的成分。

陆生楠对古代的分封建推崇备致，他说：“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废封建而设郡县，是“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他借历史上时常出现的帝位授受危机，论证早立储君的必要性，讥刺康熙前不能教育太子，至有废黜之事，后不能预立储贰，致使皇子互争，骨肉相仇。关于兵制，陆生楠主张恢复唐朝的府兵制，认为“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府兵即废，祸乱遂生”。在谈到君臣关系时，他认为：“后之君臣，偿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又说：“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畏之者愈甚。人虽怒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警告君主不要藐视臣下，不要把君臣关系搞得太紧张。陆生楠还认为，君主在处理国事时“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只理付托之人。”只需要“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责怪雍正滥用皇权，主张无为而治。

陆生楠推崇古代分封制，否定现今的郡县制，崇尚无为而治，这种思想包含着要求削弱君权的成分。对于主张“一人治天下”的雍正来说，当然不能容忍这些挑战自己皇权的邪说。

雍正读完《通鉴论》，认定陆生楠素怀逆心，“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肆无忌惮，议论横生，至于此极也。”由于《通鉴论》涉及到皇权统治的许多重要问题，雍正认为有必要予以驳斥，于是，亲自上阵发出上谕，逐条批驳陆生楠的“狂悖”观点。

雍正指出，封建抑成郡县，是“时势”决定的。他称赞唐柳宗元“公天下自秦始”、宋苏轼“封建者争之端”的观点是确有所见。并从秦、元、清各朝的统一，说明郡县优于封建，指责陆生楠主张分封，是想“效策士游说之风，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用，可去之他国。”雍正认为陆生楠所谓“蓄必深，发必毒”，是“指阿其那等而言”，意即雍正与胤禩等积怨太深太重，所以处理狠毒。正因为如此，雍正说陆生楠“狂悖恶乱，不亦甚乎？”雍正还批驳了无为而治的观点，指出君主一定要亲理庶务，励精图治，革新政治，“从古圣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劳自勉而以逸乐无为为治者也。”

雍正的驳斥是很有针对性的。由于陆生楠的想法在实际上根本行不通，所以驳斥也是非常有力的。雍正既然容不得这种“邪说”，也就容不得陆生楠。于是将其定罪斩首。

可是，同时以文获罪的谢济世却得到了雍正的宽恕。开始振武将军锡保同时宣判两人死刑，待陆生楠人头落地，谢济世闭眼等死时，又突然宣旨：“谢济世从宽免死，交顺承郡王锡保，充当苦差效力赎罪。”雍正以这种恶作剧来威慑谢济世，让他在死神面前领悟皇权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