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名世的行为代表了官场上那种妄自揣摩、趋附权贵的恶劣风气，这种恶习如果任其蔓延，将会助长朋党之风，导致皇权旁落。为了狠狠打击那些谄媚权贵的无耻之徒。雍正便把钱名世当作谄附权臣的典型拿出来兴师问罪。

雍正初年，官场中盛行谄媚权臣，攀附显贵的恶劣风气，其中尤以谄附大将军年羹尧为盛。受此风影响，一些所谓名士，也溜须拍马，投诗献媚，丧尽文人的骨气，使雍正痛恨不已，决心加以整饬，肃清官场。

年羹尧自尽后，雍正为搜集罪证以及穷治年党，对年羹尧在京及外地住所进行了严密搜查，在查获的书籍信件中，发现了钱名世献给年羹尧的几首诗。

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与年羹尧南北乡试同年。康熙四十二年钦赐进士，殿试探花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讲，参与纂修《子史精华》、《骈字类编》。钱名世才华横溢，有“江左才子”的美称。他早年师事浙东著名史家万斯同，很得万斯同器重。万特意请他作纂修《明史》的助手，每成一篇，必交给他“属辞润色之”。钱名世的诗名气更大，颇为当时雄踞诗坛的王士祯所赞誉。但此人有才无德。康熙五十年，钱名世因“行止不端，声名不好”，被革去翰林侍讲职务，“令其修书赎罪”。后虽又被起用，但因“品行卑污，不堪复玷侍从之班”，不许在翰林衙门供职。

雍正二年，年羹尧进京时，钱名世特意写了两首诗献给年羹尧。第一首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把年羹尧比作周代的召伯和汉代的卫青、霍去病，谀颂之味十足。第二首有“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他怕别人看不懂，特意于诗后注解说：“公（指年）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平藏碑’之后。”钱名世认为，康熙五十九年皇十四子胤禵督兵入藏，康熙特为之立“平藏碑。”现在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也应为年立一碑，以表彰他的功劳。

钱名世与年羹尧虽是南北乡试同年，但二人官场上素无往来，私交也很泛泛，钱名世似还够不上年党资格。他赠诗给年羹尧，属于一般的溜须拍马性质，很难说有什么政治目的。但是，钱名世的这种行为代表了官场上那种妄自揣摩、趋附权贵的恶劣风气，这种恶习如果任其蔓延，将会助长朋党之风，导致皇权旁落。为了狠狠打击那些谄媚权贵的无耻之徒。雍正便把钱名世当作谄附权臣的典型拿出来兴师问罪。

雍正为了教育众多文人，警戒群臣，对待钱名世一案采取了别出心裁的做法。钱名世案发后，经大学士、九卿等会议，奏称：“食侍讲俸之钱名世，作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谄媚……应革职，交与刑部从重治罪”。刑部审理后，认为钱名世“以平藏之功归之年羹尧，谓当立一碑于圣祖平藏碑之后，悖逆已极。”如果这个罪名成立的话，钱名世按律当斩，其家属亲戚也要连坐治罪，雍正不同意这么处置，他降旨说：

钱名世“颇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所以圣祖仁皇帝摈斥不用，置之闲散之地。而钱名世谄媚性成，作为诗词，颂扬奸恶，措语悖谬，自取罪戾。今既败露，益足以彰圣祖知人之明。但其所犯尚不至于死。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怎样“以文词为国法”呢？雍正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著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钱名世所居之宅。”

雍正将御书匾额挂在钱名世的大厅上，时刻提醒他不要忘记自己“名教罪人”的身份，让他无脸见人，虽生犹死。雍正还特意谕示常州知府和武进知县，命他们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名世家查看，如发现他不挂匾，就呈报督抚奏明治罪。

雍正像猫戏老鼠一样把钱名世尽情耍弄了一番之后，仍不愿就此放手，他认为挂“名教罪人”匾只能把钱名世在他老家搞臭，还不能充分发挥警戒臣工的作用。于是，他又玩了一招：

“且钱名世系读书之人，不知大义，廉耻**然。凡文学正士，必深恶痛绝，共为切齿。可令在京见任官员，由举人进十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记其劣绩，以儆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劝。”

科甲出身的官员纷纷遵旨作诗，作成之后呈雍正审阅，再交付钱名世刊刻。正詹事陈万策的诗有这样两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意思是说这个钱名世与康熙时著《南山集》而处斩的戴名世同名，都犯了叛逆罪：这个钱亮工与表字亮工的年羹尧是同样的奸恶之徒。这首诗深得雍正的嘉许，在诸多讽刺钱名世的诗中被评为第一名。但也有一些诗未能迎合圣意。翰林院侍读吴孝登的诗作被认为“谬妄”，遣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所受的处分超过了“正犯”钱名世。侍读学士陈邦颜、陈邦直兄弟也以诗作“乖误”被革职。凡是在钱案问题上流露了不满的官僚，都遭到雍正的严厉打击。

在雍正的发动下，共有三百八十多人写过刺钱诗，这些诗很快按照雍正的意图刊刻印出，武英殿板，雕写极工，宣纸题日：《御制钱名世》，各省学院都颁发一部。以警戒无耻人臣，雍正这才心满意足地罢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