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景祺在年的手下还没有获得什么好处，连官职都没有，年便垮台了，根本够不上年党的资格，但他谄附权贵、妄议朝政，却正是雍正最厌恶的朋党恶习，使得雍正痛下决心加以惩治，以警告那些妄言乱政的文人。
雍正令年羹尧自裁后，并没有停止对年羹尧余党的惩治，年羹尧“大逆罪”的第三条是“汪景祺《西征随笔》，见者发指。年羹尧亦云曾经看过，视为泛常，不行参奏。”雍正此后抓住《西征随笔》这本书不放，追查汪景祺的罪行，有其深层的政治目的。
汪景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浙江钱塘人。户部侍郎汪霖的次子。汪景祺少年颇有才名，恃才傲物，“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为友者。”康熙五十二年中举人，仕途一直不顺，潦倒数十年。雍正二年初，他由京城往西安投奔陕西布政使胡期垣。胡期垣是年羹尧的亲信死党。汪景祺借这层关系，上书求见年羹尧。他在其《上抚远大将军、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中，对年羹尧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称年为“词林之真君子，当代之大丈夫”圣贤豪杰备于一身”还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韩锜、范仲淹等功绩，“较之阁下威名，不啻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哉！”在信的末尾，汪景祺还说如果不能瞻仰年这样的“宇宙之第一伟人”，则“此身虚生于人世间”了。就这样，汪景祺见到了年羹尧，并成了年手下的幕僚。
江景祺在年的手下还没有获得什么好处，连官职都没有，年便垮台了，根本够不上年党的资格，但他谄附权贵、妄议朝政，却正是雍正最厌恶的朋党恶习，使得雍正痛下决心加以惩治，以警告那些妄言乱政的文人。
究其根底，汪景祺获罪的原因，还是他写的那本《读书堂西征随笔》，这本书是浙江巡抚福敏、杭州将军鄂弥达奉旨抄年羹尧家时发现并上报的，奏报称：臣等“细搜粗重家伙，于乱纸中得抄写书二本，书面标题《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臣等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连日密访其人，至十月十六日始知汪景祺即钱塘县举人汪日祺。”雍正对福敏等人此举非常满意，朱批“若非尔等细心搜查，几致逆犯漏网。”雍正读罢《读书堂西征随笔》大为震怒，在书首上写道“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弗使此种得漏也。”也就是在此时，汪景祺就注定了被杀的命运。
这本书是汪景祺在年羹尧军中所作。书中记载的大多是关于吏治、考选方面的事情，虽有些刻薄之词，甚至是揭露官场丑行的文字，但从全书内容来看，汪景祺的出发点仍然是为朝廷出谋划策。只不过抒发了自己不能参政的愤、懑，表现自己的政治见识。《随笔·周锺项煜之死》篇云：“闯贼于三月十九日破京师，煜于四月十八日至金陵，福王称伪号，……”不但仇视李自成，而且视南明小朝廷为伪朝，说明汪景祺是奉大清为正统的，他的得罪并不是因为民族意识问题。
但是，汪景祺书中也有一些文字过于偏激、放纵，触怒了雍正。书内有一首诗，称“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用以讥讪康熙的笔墨。《历代年号论》一文，指雍正的“正”字有“一止之象”。前代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正统，凡有正字皆非吉兆。又议康熙的谥号不宜称“世祖”。《功臣不可为论》则针对舆论中功臣不能自处而遭屠戮的观点，加以辩驳，旨在责备君主，为功臣鸣不平。文章分析君主杀功臣的原因是：庸主听说兵凶而惧，功臣能戡乱，因而想能定乱的，就能作乱，那样己位就不能保，因而疑之，惧之；功臣因功得上赏，礼数崇，受正人尊敬，被小人巴结，遂以其有人望而忌之，怒之；若其再有建议，甚而谏诤，则谓之无人臣礼，谓之骄横，遂厌弃之。这疑、畏、怒、怨四心生，功臣惟有死而已了。汪景祺认为功臣怎么做都要获罪，所谓“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抚驭乖方，君臣两负。呜呼！千古之豪忠英雄所有槌心而泣血者也。”在结语中汪继续大发感慨：“杀道济而长城毁，害萧懿而东昏亡，洪武戮开国功臣如屠羊豕，靖难兵起而东川不守。可胜概哉！可胜概哉！”以功臣檀道济、萧懿的被害与明太祖朱元璋杀功臣及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为鉴戒，劝臣子不做功臣，警示君主不要杀戮功臣。这篇文章是写于年羹尧青海建功之后，显然是在有意提醒年羹尧，但年羹尧并没有领悟。
年羹尧倒台之后，雍正见到这些文字，自然会联想到这是为年羹尧鸣冤。攻击自己杀戮功臣，无怪乎雍正恨得咬牙切齿，非要置汪景祺死地了。
雍正因《读书堂西征随笔》给汪景祺定了三大罪状：其一，汪景祺的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意在讥讪圣主；其二，《功臣不可为论》一文责备君主猜忌，以历史上的功臣檀道济、萧懿比年羹尧；其三，讥诽康熙的谥号不宜称“圣祖”，非议雍正年号用“正”字。于是，雍正上谕：照大不敬律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遣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亲兄弟、亲侄均革职，发戍宁古塔，五服内的族亲现任及候补官职者一律斥革，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
汪景祺之妻出身豪门，因夫罪连坐，发往黑龙江。“遣发时家人设危楼，欲其清波自尽，乃盘辟匍匐而渡，见者份之。”凄惨之状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雍正的命令，汪景祺被斩首后，其头颅长期悬挂在宣武门外菜市口，以警戒南来北往的汉族士大夫和一般读书人。雍正死后，左都御史孙国玺以“京师为首善之区，菜市口又京师之达道，列树枯骨于中途，不惟有碍观瞻，且不便牵车服贾之辐辏”为由，奏请新皇将汪景祺等六人之首级掩埋。至此，汪景祺的头颅在菜市口悬挂示众逾十载之后才得以归葬地下与尸身团聚。
汪景祺成为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人。也是雍正为力矫朋党之弊，警示以文乱政之人的牺牲品。此后，雍正便接连不断地兴起文字狱，以巩固自己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