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打击蔡、李、谢等人，实际上是有意识地以此事作为打击朋党的开端，他是要借此来整饬吏治和改变官风。

雍正在其统治的第四年，完成了两个大规模的反对朋党的斗争，彻底整垮了胤禩集团、年羹尧集团。这两个斗争结束后不久，又出现了直隶总督李绂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的案子，引出了第三次打击朋党的事件，即反对科甲官员朋党的斗争。

“科甲”朋党，是指在科举和官场中形成的座主与门生以及同年关系而结成的朋党。这种朋党，在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其影响很深很重。清朝建立以后，也继续奉行科举取士制度，因此“科甲”朋党也很快随之产生。早在顺治帝当政时，就曾命吏部揭榜，申令“不许投拜为门生”，以“永绝朋党之祸”。在康熙统治的晚年，朋党之风愈演愈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科甲”朋党的盛行。康熙说：朕当政四十多年，以尔诸臣的保奏中可以看出，你们都是各为自己的党。他在五十五年九月谕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时还说：“九卿及督抚提镇内，居官贪婪，行止不端者，亦或有之。科道官员，即当从公参劾，乃或因系某大臣保举，或因系某大臣门生故旧，彼此瞻徇情面，并不题参。……”可见，因门生故旧而互相朋比党援，是朋党的一个重要方面。朋党，会败坏吏治，损害君权，是专制君主所不能容忍的。

雍正在藩邸多年，直待四十五岁才继位，对于康熙末年包括“科甲”朋党在内的朋党横行的局面，他是十分了解的。正如他后来所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阴奉阳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特别是在雍正登基前，胤禩、胤禵在与他争夺皇储位置时，都以崇尚仁爱和礼贤下士相标榜，竭力笼络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和著名学者，以抬高自己的声价。他们的这一招也的确有效，当康熙废太子时，满朝官员都倾心于胤禩，其中的汉人官僚绝大多数是科举出身，胤禩的主张仁义，也深得士人之心。这些情况，必然造成雍正对科甲人的隐恨，从而在他以后对科甲人的政策中表现出来。

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刚继位不久，谕诫大学士等说：国家培养人才，首先重视翰林学士，这些人必须品行端方，小心谨慎，方才不愧做官人的声誉。听说有些侥幸之徒，平日结党营私，一到科举考试的年份，就互相拉关系，求人照顾推荐，遇到不愿触犯法纪的谨慎之人，不肯与他们通同作弊，反倒制造流言蜚语，一起排斥打击。因此他命令大学士张鹏翮，尚书田从典、徐元梦，左都御史朱轼，侍郎张伯行、李绂，会同掌院学士，将翰林院、詹事府等官中不安本分、玷污官吏应有品德的人查出，勒令其罢官回乡，不得留情。

三年六月，长芦巡盐御史莽鹄立上折陈奏，请求禁止官员投拜为门生。他说：

臣见钻营附势之徒，广通声气，投拜门生，未中者遇科场则求关节，已仕者遇计典则图荐举，且有素不相睦，一拜师生，遂成胶漆，求分说情，每至以直为曲，徧徇庇护，罔顾法纪。

有无厌之辈，一遇门生升授外职，老师、世兄以及同年故旧，或亲行探望，或差人索取，名曰“抽丰”。在门生情不能却，送往迎来，周旋应接，非剥削民脂，即挪移正项，穷员亏空，从此渐多，倘稍为拒却，人皆鄙笑，指为刻薄寡情。

莽鹄立的这一奏章，指斥了科举制下形成的帅生问的不良风气，以及官场的一种严重陋习，即原来并无师生关系的官员间，下级要拜朝中权贵为老师，以求得荫庇和提携。他还指出，一些官员的挪移亏空和盘剥民众，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应付老师、同年的打抽丰。这样就把反对“科甲”朋党和雍正的整饬吏治和清理亏空联系起来了。所以雍正看到后非常高兴，批示说：“师生党比之风，朕所深恶，此奏甚属得理，与朕意合。”立即命九卿会议，采纳莽鹄立的建议，严禁朝内外官员投拜为门生和打“抽丰”。

田文镜字抑光，汉军正蓝旗人，他没有考取过进士，二十二岁时，以监生出任福建长乐县的县丞，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终康熙之世，即他六十一岁以前，始终未担任过什么显要官职，也没有什么重大业绩。直到雍正继位之后，他才开始受到重用，先是署理山西布政使，雍正二年正月调任河南布政使，八月署理河南巡抚，十二月正式受任此项职务，从此一直留在河南。田文镜不入朋党，没有也不可能有师生、同年的援引，惟知感激雍正的识拔，忠心耿耿，力图报效。他长期担任地方小吏，老成练达，为政务实，治尚严刻，不避权贵，雷厉风行，因而获得雍正的特殊宠信。

田文镜到河南后执法甚严，二年中受他弹劾罢任的下属官吏即达二十二人之多。他把师生朋比看作是弊端，因而对属下科甲出身的官吏并不特殊礼遇，而是严格以他们所任官职的责任要求他们，稍不合意的就弹劾罢免，故史书说他“尤恶科举儒缓，小忤意辄劾罢。”雍正三年十一月，他题参信阳州知州黄振国，说他“狂悖贪劣，实出异常”。第二年正月，他又秘密参奏汝宁府知府张玢，说他“浮而不实，渐加放纵”。同时又参奏息县知县邵言纶“任柜书银匠朦官作弊，重等收粮”，固始县知县汪诚“向盐商借贷，至用十四两小秤发卖私盐”，陈州知州蔡维翰“怠惰偷安，并不清查保甲，盗案累累，亦不比缉”。黄振国、张玢、邵言纶、汪诚，都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他接连参劾这样多科甲出身官员，有些人遂联系到田文镜不许师生夤缘等主张，又以他不是科甲出身，因而就传言他无端排斥士人，“不容读书之人在豫省做官”，还说他想杀黄振国以灭口。事情也真凑巧，也是四十八年进士的广西巡抚李绂，因奉调为直隶总督，于雍正四年三月间赴任路过河南，他听到这种传言后，就于田文镜出迎时，当面责问他：为什么“有意蹂践读书人”。李绂到京后，于雍正召对时。即面奏田文镜负国殃民，说他所参劾的属吏黄振国、邵言纶、汪諴等皆受冤蒙屈。雍正认真听取，至午夜方罢。随后，李绂又接连上疏参劾田文镜，说他“性情僻暗，信用佥邪，贤否倒置”。李绂还说田文镜把黄振国害死在狱中，以图杀人灭口，因恳求雍正处理，以使“公道彰而人心劝”。

李绂字巨来，江西临川人，年青时孤贫好学，读书过目成诵，康熙四十八年中进士。曾任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左都副御史等职。康熙六十年任会试副考官时，因发生落第举子闹事被弹劾，罢官，待罪于永定河工地。雍正在藩邸时，就听说其“才品操守，为满汉中所少”，因此继位不久就复了他的官，让他以侍郎衔管理户部三库，一个来月后就补授户部左侍郎，不久又让他兼兵部右侍郎，以后就出任督抚。当他就任直隶总督陛见时，雍正特别赐宴内庭，并赏他四团龙马褂，五爪龙袍，赐其“畿辅旬宣膺重寄，扶风节钺选名臣”的对联。雍正在谈到他与李绂的关系时，总说“尔不由旁人荐举，为朕所特用之人”，“尔实非他人可比”，“汝之出处与众不同”，并特别称赞他“诚然不党者李绂也”。因此，李绂参劾田文镜的奏折，在当时是很有份量的。

雍正对田文镜的为人深信不疑，但据李绂所参，又怕他受了属员张球的欺骗，因此就将李绂的奏折截头去尾，发与田文镜看，要他审查张球。告诫田文镜不要“护短”和“偏信”，在此案中，田文镜已处于不利地位。老练的田文镜为了反守为攻，上密折说此次事件，实在是由“科甲”朋党所酿成，其大意是：一、参折内指斥张球为“市井无赖”，可知此人必为进士出身。邵言纶和汪诚都是己丑进士，或许和此人是同年。二、邵、汪之案发生于四年正月二十日，如果二人真有冤抑之处，此人早该具折参奏，不需要等到四月黄振国解送来京审讯时才具奏。黄振国也是己丑进士，所以此人表面上是为邵、汪辩冤，暗地里却是要扰乱黄案的审讯，想以此证明臣所参奏的属员都没有事实根据。三、皇上屡次颁布特旨，要求解散朋党，而此人这种照顾袒护同年，怀着私心、捏造事实参奏，就是私结朋党的行为。现在捐纳买官的办法已经停止，将来科甲出身的官员会日益增多。如果他们这样怀私挟诈，朋比为奸，今后遇到科甲官员贪污苟且，各省的督抚大臣也都不敢题参了。雍正十分憎恶“科甲”朋党，所以对田文镜的话非常重视，并引起了他对新的朋党问题的注意。于是雍正通过朱批奏折说田文镜奏的很对，“浮言啧啧，朕亦闻之，此风何可滋长。”但他还不相信田文镜一面之词，决心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于六月派遣刑部侍郎海寿、工部侍郎史贻直为钦差大臣，到河南审理黄振国等案。海寿等查明张球贪婪不法，证明田文镜袒护张球，但对全案作出有利于田的审断。钦差承审中，河南管河道佟镇向钦差揭发田文镜信用的道员陈世任。佟镇是隆科多亲属，而隆又说过汪諴是好官，被参受冤抑。雍正早知道年羹尧、隆科多对田文镜不满，又见佟镇以揭发陈世任为名反对田文镜，遂联系到隆科多，怀疑弹劾田文镜是朋党活动。钦差到河南，证实黄振国并没有被田文镜害死，而黄振国原是兵部尚书蔡珽在四川巡抚任内的属员，大计被参革，由于蔡珽的推荐才得任知州，李绂听传闻为他叫屈，使雍正想到李绂与蔡珽的密切关系，怀疑他们搞朋党，害怕再出现年、隆专擅的局面。因此在田文镜承认受张球欺骗的错误后，决心支持他，特地赐给风羊、荔枝，使河南“通省臣民惊为异数”，田文镜也就在羞愧中振作起来，继续贯彻雍正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李绂还在攻诘田文镜，就袒护同年的说法为自己辩护，雍正讨厌他的置辩，谓为“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加以申饬，并将他调离直隶总督要缺，改任工部侍郎。

翰林院检讨陈学海跟随海寿、史贻直赴河南审查，不同意钦差的意见，回京后向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说明了自己的看法，想上奏，又胆怯，谢济世遂以“济世”为己任，于四年十二月上疏劾奏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罪。”雍正把他的奏章掷还，即不让他参劾，他却坚持，雍正大怒，说他所奏内容，与李绂的完全相同，显然是受人指使，“公然结为大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为了严惩这种结党排陷倾害的恶习，将谢济世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

雍正认为谢济世是受了李绂的指使，就把李、田互控案推向深入。他要查清李绂与谢济世关系，命令广西提督、署巡抚事韩良辅调查谢济世在其家乡的行止，了解李绂巡抚任内同谢的关系。韩没有查出把柄，雍正仍不作罢，就以李绂在广西、直隶任内事把他革职。七年，谢济世在阿尔泰军营承认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珽的支使，雍正就把李绂投入监狱。蔡珽降调之后，在川抚任上受知府程如丝之贿案发，又审出他袒护黄振国在川监毙二命、枷毙二命及杖毙一命的情罪，连及谢济世事，雍正命把他判斩刑，监候处决，黄振国斩立决，张球绞监候。以后，乾隆即位，李绂恢复官籍，蔡珽获释。李、蔡一方受到了沉重打击。雍正对田文镜迭加升赏，五年，特授他为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田文镜原籍正蓝旗，抬入上三旗。六年升任河南山东总督，七年加太子太保，八年兼北河总督。田文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李绂与田文镜都是雍正的宠臣。雍正在李绂二年十二月初四日的奏折上批道：“汝与田文镜二人，实难辜负朕恩也”。李绂在康熙末年待罪于永定河工地，雍正登极，立即给他侍郎衔管理户部三库，逾月补户部左侍郎，再逾月又兼兵部右侍郎，以后任督抚，当他就任直隶总督陛见时，赐宴内庭，赏四团龙褂、五爪龙袍，赐对联日：“畿辅旬宣膺重寄，扶风节钺选名臣”。雍正谈他同李绂的关系，总说“尔乃不由旁人荐举，为朕所特用之人”，“尔实非他人可比”，“汝之出处与众不同”，并特别称赞他：“诚然不党者李绂也”。两个亲信相争，雍正开始想加调和，对挑起争端的李绂说：过处在你，不在田文镜，你不应当辩解了。但事态的发展，尤其是谢济世的参预，使雍正肯定李绂和蔡珽搞了个科目人朋党，从而注定了他们的惨败。雍正打击蔡、李、谢等人，实际上是有意识地以此事作为打击朋党的开端，他是要借此来整饬吏治和改变官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