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继位之初，政权很不稳固，他在诸王大臣中的威信也不高，要想剔除前朝积弊，在政治上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他必须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为此，雍正毫不手软地惩治了一切与朋党有牵连的王公大臣。
雍正具有刚毅果断的性格。他常常教诲臣下，办事要拿定主意，不能瞻前顾后，游移不决，莫衷一是。如雍正五年，雍正在浙闽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上写了一段很长的文字，批评他优柔寡断：
观汝办理诸务，必先将两边情理论一精详，周围弊效讲一透彻，方欲兴此一利，而又虑彼一害，甫欲除彼一害，而又不忍弃此一利，翼转游移，毫无定见。若是则天下无可办之事矣。夫人之处世如行路，然断不能自始至终尽遇坦途顺境，既无风雨困顿，又无山川险阻，所以古人多咏行路难，盖大有寓意存焉。凡举一事，他人之扰乱沮挠已不可当，何堪自复犹豫疑难，百端交集，如蚕吐丝，以缚其身耶！世间事，要当审择一是处，力行之，其余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顾，一切扰乱沮挠，不为纤毫摇动，操此坚耐不拔之志以往，庶几有成。及事成后，害者利矣，非者是矣。无知沮挠之辈，不屏自息矣。今汝则不然，一味优柔不断，依违莫决，朕甚忧汝不克胜任，有关国家用人之得失也，奈何！奈何！
这一朱批贯穿了反对优柔寡断思想，表明雍正主张办事不怕艰难，不顾阻挠，认准了就干。
他的这一性格，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决策果断。对一件事情的利弊，一旦有所把握，就做出裁决，即如山东巡抚黄炳创议实行摊丁入粮，他认为时机不成熟，不准许，数月后李维钧又提出来，促使他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及至议出实施办法，立即决策施行。又如山西巡抚诺岷倡议火耗归公，遭到廷臣的强烈反对，他表示支持。朝臣没法，退了一步，希望先作试行，雍正讲可行就行，试什么，于是全面推行。拖泥带水，颠三倒四，犹豫不决，和他的性格不相容。他办起事来，说干就干，干就像干的样子。如他为推行新政策和整顿吏治，大批的罢黜不称职官员和破格引进人材。别人批评他“进人太骤，退人太速”，也毫不顾恤。这种坚毅性格，才便于冲破反对势力的阻挠，坚定地实施他的政策。凡是做开了的事情，他就坚持下去，力求达到目的，所以他的重大的社会政策都没有改变。
有人批评雍正，“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有人指斥他“以黑为白”，“群臣莫能矫其非”，“为人自圣”。还有人把雍正说成是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暴君、独夫。昕不得不同意见，不能采纳臣下的建议。这样说并不完全符合事实。雍正常对许多问题的决策，事先同有关官员商讨，就中他进行考虑，吸收众人的意见。前述在朱批奏折中讨论政事，已说明了这一点。他对于有些事情中的错误也是乐于承认的。年羹尧的事情发生之后，他在多种场合表示自己识人不准，用人不当。两广总督孔毓珣因与年羹尧有往来而引罪，雍正则说：“朕无识人之明，误宠匪类，正自引咎不暇，何颜复株连无辜。”认错的态度是诚恳的。再如四年九月甘肃巡抚石文焯建议在该地开炉铸造制钱，以便禁绝私钱，雍正朱批不允，不久，在石文焯的十一月的一份奏折的批示就改变了态度，他写道：“禁止私钱一事，果如所议，钱法既清，而民用亦裕，区画甚属妥协。彼时朕虑未周详，故谕暂缓，今已准部议矣。”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原来考虑不周全，很自然地把事情改过来。雍正对他的纳谏问题向大臣作过表白：“朕非文过饰非之人。人非圣贤，熟能无过。尔等果能指摘朕过，腾心甚喜。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系吝！”把他完全看成是文过饰非、刚愎自用的人，与事实不合。
和这种“独夫”性格密切相关的，是雍正以“一人治天下”的思想。雍正继位之初，政权很不稳固，他在诸王大臣中的威信也不高，要想剔除前朝积弊，在政治上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他必须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为此，雍正毫不手软地惩治了一切与朋党有牵连的王公大臣。雍正是从朋党斗争中过来的，深知它的祸国乱家的危害。他曾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雍正当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他有一个最有力的法宝，就是充分使用君主的法定权力，并以军臣大义名分来要求和制驭臣下。为了让臣下们认识到朋党的危害，同时也为了从道义上孤立对手，雍正二年七月，雍正宣布了他亲书的《朋党论》，并要求臣下对这篇文告“洗心涤虑，详玩熟体”，为此特谕诸王贝勒满汉文武大臣，他说：
朕即位后，于初御门听政日，即面谕诸王文武大臣，谆谆以朋党为戒，今一年以来，此风犹未尽除。圣祖仁皇帝亦时以朋党训诫廷臣，俱不能仰体圣心，每分别门户，彼此倾陷，分为两三党，各有私人，一时无知之流，不入于此，即入于彼。朕在藩邸时，黾勉独立，深以朋党为戒，不入其内，从不示恩，亦无结怨，设若朕当年在朋党之内，今日何颜对诸臣降此谕旨乎？……
夫朋友亦五伦之一，往来交际，原所不废，但投分相好，止可施于平日，至于朝廷公事，则宜秉公持正，不可稍涉党援之私。朕今《御制朋党论》一篇颁示，尔等须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如自信素不预朋党者，则当益加勉励，如或不能自保，则当痛改前非，务期君臣一德一心，同好恶，公是非，断不可存门户之见。……
朕之用人加恩，容有未当之处，或不能保其将来，至于治人以罪，无不详慎。……夫朕用一人，而非其党者嫉之，罚一人，是其党者庇之，使荣辱不关于赏罚，则国法安在乎！嗣后朋党之习，务期尽除。尔等须扪心自问，不可阳奉阴违，以致欺君罔上，悖理违天。毋谓朕恩宽大，罪不加众，倘自干国法，万不能宽。
《御制朋党论》集中地体现了他“一人治天下”的君主专制思想：
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有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
夫人君之好恶，惟求其至公而已矣。……人臣乃敢溺私心，树朋党，各徇其好恶以为是非，至使人君惩偏听之生奸，谓反不如独见之公也，朋党之罪，可胜诛乎？……
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邪说，日君子以同道为朋。夫罔上行私，安得谓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论，而小人之为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济其同利之实，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且如修之论，将使终其党者，则为君子，解散而不终于党者，反为小人乎？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实修阶之厉也。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朕愿满汉文武大小诸臣，合为一心，共竭忠悃，与君同其好恶之公，恪遵大易论语之明训，而尽去其朋比党援之积习，庶肃然有以凛尊卑之分，欢然有以洽上下之情。虞廷赓歌飏拜，明良喜起之休风，岂不再见于今日哉！
雍正在文中强调，人臣应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若敢于私树朋党，各自按照自己小集团的利益去判定是非，那就是“罔上行私”，犯了背叛君主的不忠之罪。他还说，人臣结党，讥讪朝政，扰乱了君主的视听，而朋党之间互相攻击，则干预了君主用人去人的权柄。总之，朋党干扰了朝政，妨碍君权的充分发挥，所以他说：“朋党之恶，可胜诛乎？”对朋党恶习，可谓深恶痛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