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弱八旗王公与属下的私属关系，在雍正初年是有其特殊意义的。雍正皇帝借整顿八旗。收回王公任用属人的权力，所以这又是他打击皇帝朋党的一个重要内容。
到雍正皇帝统治时期为止，清代管理八旗事务人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即从旗主到管主，从管主到宗室贵族管理都统事务。每一次变化，都是旗内主从关系的进一步削弱，旗主不再具有原先的旗内自主卡义，皇帝将它剥夺得一干二净了。这三部曲是皇权在八旗内（最主要是下五旗）强化的过程，而雍正皇帝利用宗室贵胄管理都统的办法，正是八旗（尤其是下五旗）私属关系的终结。这是八旗制度内皇权、旗主权彼消此长过程的主旋律，围绕着这一主线，雍正皇帝还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相应措施。
八旗都统，清文为“固山额真”，印信即以此为文。而“额真”在满语意为“主”的意思。雍正元年给事中硕塞条奏道：“额真二字，所关腾的含义颇深，不是臣下可以随便使用的。”请求皇帝禁止臣下使用，并另行改名。雍正皇帝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命令将“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意为总管，即汉文的都统；又将“伊都额真”改为“伊都章京”，意为领班。臣下不能称“主”，天下只能尊奉一个主人——皇帝，以此而达到正名分、崇君王的目的。“固山额真”，是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时的老名称，以后的都统早已不复存在旗主之意，至此，雍正又在文字上加以改变，从意识形态上革除了旗主仅剩的一缕痕迹，从而也标志旗主权力的实际丧失。
佐领作为八旗基层牛录的主官，职位虽然不是很高，但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原管佐领（即勋旧佐领），系清朝开国时期率众归来的，被编为牛录；由于佐领在一个家族是世袭的，从而使它永远掌握这个基层组织。而世管佐领，即早期投入满洲后金政权的部众，佐领也是世袭的。这在八旗中，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雍正皇帝于四年下令：对于世袭佐领中年幼的、愚昧的、年老体弱不能办事的，只给其佐领俸禄、世管佐领的世袭罔替。这样雍正皇帝对八旗各级主人下手，褫夺了他们的统治权。
对于八旗王公与属下的关系，雍正皇帝作了一系列规定。雍正元年，雍正皇帝禁止王公在所属佐领内滥派差役，只允许王公挑选人员充任护卫、典仪、亲军等，不许兼管家务；若用作内务府的包衣官职，或命令跟随子侄，都要陈列名单，向皇帝请旨，并且要通知该旗都统，由都统复奏皇上。如果王公属下犯罪，王公要奏请皇上，交由刑部处理。雍正皇帝还特别强调道：“不请旨，是绝对不行的。”从而剥夺了王公对属下的任意使用权和处罚权。二年，雍正皇帝又下令，不允许下五旗王公听信谗言，将属下妄加残害，或借端送到刑部治罪；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则将这些被害者撤离原主门下。同时还规定：王公属下有被问罪发遣的，不允许发配到该王公打牲处所，免得他们发生联系，私自回到该王公门上。政府惩治王公属下，不容许原主包庇；王公迫害属下，政府又不容其肆恶。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允许王公与属下有不正常的关系。
雍正皇帝还对王公所拥有的护军、领催、马甲等下属人数进行限制。雍正二年，雍正皇帝下令：亲王只能拥有护军、领催四十名，马甲一百六十名；郡王只能拥有护军、领催三十名，马甲一百二十名；贝勒为护军、领催六十名，马甲八十名；贝子为护军、领催十六名，马甲六十四名；镇国公为护军、领催十二名，马甲四十八名；辅国公护军、领催八名，马甲三十二名。这些都比以前的数目减少了。同年，雍正皇帝还下令：诸王所属佐领，凡是移出诸王所属之旗，其佐领内一切人员不得再与旧主往来，否则从重治罪。如果说前面几点在于限制王公同现在所属人员的关系的话，那么这最后一点则是限制王公同旧部的关系，使王公对他们不能发挥影响。
雍正皇帝还特地对王公敲诈勒索下属进行了一系列规定。元年，雍正皇帝发布命令：五旗诸王不体恤门下人在外省做司道府县官的，向他们分别索取，或者纵容门下管事人员肆意贪求，允许该等官员向皇帝密奏揭发。雍正二年，皇帝发现星尼公爵向属人王承勋勒取几千两银子，为此特发上谕，他说，星尼不过是一个公爵，王承勋不过州县官而已，居然勒索这么多银子；如果主人是王府，属人是地方大员，则不知要多少了。皇帝特别就此事警告王公，如果不以此为戒，改正过错，一定将五旗王府的佐领下人一起裁撤，永世不再启用。雍正十一年，太原知府刘崇元告发他的佐领李永安，说他在回北京时，李永安到他家索去银子一百二十两，还有马匹和衣物；以后，李永安又派人到他任所勒索，索取骡头、潞绸，还要白银三二百两。雍正皇帝大怒，下令对李永安严行查处。
削弱八旗王公与属下的私属关系，在雍正初年是有其特殊意义的。雍正皇帝在严禁诸王滥用役使属人时说：早年诸王对属下还知道加恩抚恤，而朕的兄弟分给包衣佐领的人很少，但是差役繁多，这样造成极坏的影响，其余王公都纷纷仿效他们。雍正皇帝把他的诸兄弟视为滥役属人的罪魁祸首，借此整顿八旗，收回王公任用属人的权力，所以这又是他打击皇帝朋党的一个重要内容。雍正皇帝把严禁王公勒索属下，纳入了清查钱粮、打击贪赃、肃清吏治的措施之中。他指责王公的勒逼造成旗下官员的贪赃枉法：“旗下官员为应付王公的勒逼而竭尽其力，不能做到洁身自好；而许多官员亏空公帑，犯罪免职者都多出于此。”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在继位之初，急急忙忙地改革旗务，同打击朋党、整整吏治紧密结合、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