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用军机大臣，摆脱了朝廷中各官僚机构的牵制，更重要的是，他发号施令可以直接下达到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从而把国家机要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可以随意运用权力而不受阻滞。

雍正在清除胤禩集团、打倒年羹尧与隆科多两权臣，及整顿吏治的过程中，不仅巩固了他的皇位，重要的是，进一步提高了皇帝的绝对权威。我们看到，世宗正在一步步扩张皇帝的权力，从而把国家的全部权力牢牢地控制在他一人之手。

雍正发展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一个重大的举措，正如人们常说的，创立军机处。明以前，历代皆设宰相，统辖六部，实际成了皇权的总管。相权过重，如果君主精明强干，尚能驾驭宰相为其所用，否则就成了宰相专政，皇权被削弱，其结果，或政出多门，或宰相一人独断，皇帝与诸臣否隔，久之，难免不生祸乱。这样的事例已屡见不鲜。明初，亦照历代，仍设宰相，后以宰相胡惟庸谋逆而永远废止宰相制，遂提高六部的权限，直辖于皇帝。清继承明制，另保留入关前的议政王公大臣会议，在皇帝的直接指导与监督下，掌管国家最高权力。举凡军国大政，皆经他们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交由皇帝最后裁决。尽管如此，皇帝多少还受其制约，不能事事自行其是，就是说，皇帝专制仍有其局限，不能达到他的权力的极限。世宗创立军机处，才把国家一切权力收归个人，不论事之大小，都出自皇帝一人亲裁，文武百官都对皇帝一人负责。而百官及各部门上下相互制约，皆统于军机处，军机处又统于皇帝。

军机处为雍正朝独创，但并非是世宗凭空想出来的，却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项特殊制度。它缘起于用兵西北，为经办军需而设。雍正七年首设军需房，后改称军需处或协理军需处，再改称办理军务处，最后才定称为办理军机事务处，习称为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

雍正为什么要设立军机处呢？雍正七年六月，世宗针对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即将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叛乱的奏报，亲笔批示说：“……两路军机，朕筹算者久矣。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其西路办理事宜，则专责于总督岳钟琪是任。王大臣等小心慎密，是以经理二年有余，而各省不知有出师运饷之事。今览岳钟琪折奏，备陈十胜之情形，军务所关重大，朕不敢予言其必然，惟有倍加敬谨。”

军机处的由来，原为平息准噶尔叛乱，密授四大臣经办两路军的军需事宜，以军报、运饷为机密要事，要求迅速、准确，不得迟误，故责专人，密秘行事，发挥高度效率。因为保持了此事的机密性，以致实行了“二年有余”，各省对此一无所知！

军机处算不上是一级机构，它无定员。六部、内阁及其它各机关都各有定员，唯军机处的官员多少不一，皆由皇帝根据实际需要，随时增减。最初只有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如果加上岳钟琪，也只有四人。以后又有增加，最多时也不超过十一人。其次，被选入军机处的官员，都属兼职，不设专职，从阁臣、六部尚书、侍郎等官员中，选取“熟谙政体者，兼摄其事”，称为“军机大臣”。依他们原有的品级和地位，排定先后次序，以品级高、资历深者为“首席”、“首揆”、“揆席”。如他们中有的失去原职务，或授于京城外的职务，其在军机处的兼职则被取消。军机处的属员，则由“各部曹、内阁侍读、中书舍人等充任，名日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互不统属，即无隶属关系，各自对皇帝一人负责。

军机大臣地位崇高，但无如六部等官员的实权。他们的职责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常日直禁庭以待召见”，即使巡幸外地，亦如内廷。具体规定每天寅时（三时一五时），军机大臣入直，办事完毕，由内奏事太监“传旨令散”。每天皇帝召见没有定时，或一次，或数次。召见时，皇帝“赐坐”，将“未奉御批”的各处奏折进呈，等候皇帝钦批，“承旨”毕，即退出。凡皇帝的“明旨”，由军机大臣拟写，下发到内阁；凡不宜公开的“密谕”，经由军机大臣“封交”兵部，视事之缓急，或“马上飞递”，或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不等，传送到各地。概括军机大臣的职责就是“承旨”，说得通俗些，不过是上传下达，当面替皇帝起草文件，或记录皇帝的指令，向有关部门传达。这些工作，实际是充当了皇帝的侍从秘书。军机章京有满汉人，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该奏议。满人抄写满文，汉人抄写汉字。这也是文墨秘书性质。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身处权力的核心，却无任何决策权，不能作任何决定，一切听命于皇帝，完成皇帝交办的事。

特别强调的是，军机大臣的工作具有高度机密或称为绝密。军机处不属一般的衙署，它需要保密，并时刻同皇帝保持直接联系，军机大臣要留在离皇帝最近的地方，以便随时而快速地应召入宫。因此，军机处便设在隆宗门内，靠近内廷，既与外廷隔绝，以杜绝人来人往泄秘，又以离皇帝居处甚近，而召见便捷。“军机为枢密重地，非有特召，不许擅人”。如敢私人，或私自会见军机处官员，随时纠劾论处。军机大臣办公的地点，亦随皇帝的行止而定。如皇帝驻跸圆明园，其军机处则设在园内左如意门内；如在西苑，军机处设在西苑门内。如皇帝出京远行巡视，途中暂驻处，称为“行在”，或抵达目的地，其暂居处又称“行宫”，军机大臣皆随往，在行宫门“直房”，或设蒙古包为其办公处。不管在何处“入直”，都属皇帝的禁区，离皇帝甚近。军机处没有固定衙署，具有机动性，只有在京城，才有较稳定的办公地点。从皇帝召见军机大臣议事，更见其机密性。雍正每次议机要大事，只“独见”一名军机大臣，其他军机大臣不得参与。因为每个人的记性有强弱，理解深浅不一，文字表达能力也有高低之分，只召一人“承旨”，其中也有力所不能，转述世宗口谕，或据雍正指令撰拟圣旨未必尽合本意。至乾隆初年，始由“独见”变为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依靠合作，才避免“独见”的弊端。

军机处的高度机密性，体现在对其印信管理极严。军机处初无印信，至雍正十年三月，雍正命铸军机处印信，交由内阁大学士办理。据此，内阁大学士提出：“办理军机处密行事件，所需钤封印信”的印文拟为“办理军机印信”，由礼部负责铸造银质印信，贮于“办理军机处，派员管理。”启用印信事，应行文各省及西北两路军营周知。雍正予以批准。印信贮存初定由军机处自贮，为防止私用印信，加强管理，遂改贮它处。其管理办法：用印时，由当日值班的军机章京持镌有“军机处”三字的金字牌赴“内奏事处请印”，然后又凭此金牌向领班军机大臣请开启印匣的钥匙，在他们的共同监视下，打开印匣用印毕，金牌交给领班章京，开印的钥匙仍交领班大臣保管，印信当即送回原处。印信分程序管理，相互制约，互相监督，无论职位多高、权多重的大臣，都无法私自动用印信。管理极严，于此可见一斑。

军机处之设，经历了不断发展，以至完善的过程。当初是为应对西北青海用兵的特殊需要而设，其职责是专办军务，以办事迅速而机密收到了巨大效果。以前，办一件事，经各部门周转，至上层还经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等商酌，最后才到达皇帝，已迁延许多时日。其中如扯皮、推诿、拖沓等官场陋习，已习已为常，办事效率低，因为各部门经手，也谈不上保密，无法保证皇帝的意旨得到迅速落实。白军机处设立，所得效果是雍正始料不及的。他看到，任用军机大臣，摆脱了朝廷中各官僚机构的牵制，更重要的是，他发号施令可以直接下达到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从而把国家机要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可以随意运用权力而不受阻滞。因此，雍正将军机处专办军务逐渐扩大到国家政务，发挥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作用。

军机处创设后，就使中央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先经由内阁及有关部承旨、承办的事，改为由雍正亲书谕旨或口授、军机大臣承旨撰拟，直接“廷寄”各地。原为朝廷权力中枢的内阁，自此变成有名无实的机构，大学士位阶崇高，却无事可干。同时，也把清初独创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制置于无用之地，无大政可议，有其名而无其实。

在削弱乃至排除内阁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参与国家政务的决策权后，皆“总汇”于军机处，而军机处则牢牢地控制在雍正之手，如“人之使臂，臂之使指”，一切权力皆由雍正自操，军机处官员真正成了他的办事人员，唯雍正之命是从，如雍正所说：“生杀之权，操之自朕。”雍正建立了君主独裁的政治体制，把封建专制推向了顶峰。比较明清两代的内阁与军机处，很明显，明时内阁，权属于阁臣，对君权尚有很强的约束力；军机处虽为政府权力的“总汇”，其权属君主，故对君权没有任何约束力，相反，军机大臣处于层层制约与皇帝的严格监视之下，无不小心敬慎，奉公守法。历代曾屡屡出现的权臣专政，外戚专权，宦官干政等难以克服的政治弊端，自雍正设军机处以后，自行根绝。仅此一点，其父圣祖也略为稍逊。圣祖时，犹有鳌拜、明珠、索额图等人揽权，稍作威福，虽未酿成大祸，也暴露了历代通常所见的弊端。雍正设军机处，建立了君主高度专制的运行机制，保证了中央集权，实行了政治上与思想上的“一元化”统治，特别是最高层的统治集团维持了长期的稳定与统一，避免了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动乱和社会的**，给百姓带来了持久地休养生息，推动社会向着繁荣的方向前进。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雍正创设军机处所带来的始料不到的后果，不无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