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上台之后。励精图治，打击朋党，整顿吏治，推行新政，一心想大清兴旺，而年羹尧身为宠臣，所作所为正与此相抵触，所以不能见容于雍正。

雍正整治年羹尧并最终令其自裁，是不是也和其它皇帝一样，对功臣只能共苦不能同甘，有“鸟尽弓藏”之意呢？雍正上台之后，励精图治，打击朋党，整顿吏治，推行新政，一心想大清兴旺，而年羹尧身为宠臣，所作所为正与此相抵触，所以不能见容于雍正。

年羹尧的擅作威福不守臣节是导致他身败名裂的第一个原因。年自裁之前，雍正谕之说：

……朕以尔实心为国，断不欺罔，故尽去嫌疑，一心任用，尔作威福，植党营私，如此辜恩负德，于心忍为乎？

处决年羹尧一年以后，雍正对此仍耿耿于怀，气愤不已，在给臣下的奏折上写道：

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奔竞之路，因种种败露，不得已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戒，非为其权重权大疑惧而处治也。

年的擅作威福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疑惧。虽然雍正申明非为其权重权大疑惧而处治年羹尧，但封建王朝中最重君臣名分。“功高盖主”“越职言事”为臣子大忌。年权重势大，又不守本分，干预朝中政务，攘夺朝臣权力，滥用朝廷名器，召来雍正的不满是必然的。

雍正是个极为专制的皇帝，主张一人治天下，自尊心极强，非常重视自己的名誉。否则以他皇帝的身份，不会亲自去撰写一部《大义觉迷录》。而年羹尧权尊又不自谨，使雍正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挑战，如果雍正不整治年羹尧就会落个受人支配的名声，甚至傀儡的恶名，雍正绝不能容忍的就是年羹尧的不守臣节。从实际情况上看，雍正并不惧怕年羹尧。“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但雍正多少有点怀疑年有不轨之心，想密谋造反，他转述“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的俗谚，把年与争皇位联系起来，正是这种心理的反映。所以雍正步步紧逼年羹尧，使其毫无还手之力，最终死在自己手里。

雍正登位之前，参与了争位斗争，深识朋党之害，登基之后，严禁党争，而年羹尧却营私结党，危害政治的清明。这是雍正整治他的第二个原因。年羹尧仰仗自己权势大，受恩宠，在官员的任用上，纯凭私意，排斥异己，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朋党，除了胡期恒、王景灏、金启勋、王篙、刘世奇、黄起宪，还有陕西按察使黄焜、甘肃按察使张适、神木道李世倬、凤翔知府彭耀祖、西安抚民同知杨廷柏、延安知府李继泰、凉州同知县梁奕鸿、南郑知县严世杰、三元知县刘子正、醴泉知县马灼、朝邑知县王持权、川东道金德蔚、川南道周元勋、保守知府王国正、遵义通判崔鸿图、重庆同知杨文斌、嘉定知州金式训、资阳知县靳光祚、南江知县高世禄、巴县知县周仁举、山西平阳知府董正坤、曲沃知县魏世瑛、解州知州杨书、景州知州张基泰、兴安镇总兵武正安、襄阳镇总兵张殿臣、四川提标中军参将阮阳璟，此外还有边宏烈、彭振义、赵建、周仲举、郎廷槐、白讷、常玺、朱炯、赵成。这些人不一定都是死党，但都与年羹尧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这个集团的形成，严重影响朝廷政令的实施。起初痛恨朋党的雍正，在年羹尧屡立战功时，还能睁一眼闭一眼，此后雍正便不再容忍，严令年“解散党羽，革面洗心”。

雍正推行新政的主要内容，有一项就是整顿吏治，打击贪赃枉法之徒。而年羹尧贪婪、暴取，民怨甚大。这成为雍正打击他的第三个原因。青海叛乱平定以后，年羹尧在清理军饷上，大作手脚，不将详情奏报，专权处理，为自己的不法行径做掩护，经统计他贪赃受贿、侵蚀钱粮，总计达数百万两之多，使国库在战乱时一度吃紧。雍正自然不会放过他。

三罪归一，雍正对年羹尧毫不留情，将其置之于死地，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