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胸怀狭窄。在朝中十分孤立。多行不义必自毙，年羹尧罪行累累，最后终于被雍正遗弃。

年羹尧最后失信于雍正，受命自裁，以至央及亲人，完全是其自作自受，他自恃有奇功在身，又深受雍正的恩宠，作事放纵，不知节制，终酿大祸，被雍正弃用。罪状归纳起来主要有五方面：

第一，妄自尊大，不守臣道

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后，得封一等公，权势显赫，但完全不能与清初统兵的诸王相提并论。可是年羹尧竟然要和前任大将军王皇十四子胤禵相比拟。甚至想超越他的地位。本来年身为大将军与各省督抚往来文书，应用咨文形式，以示平等，可年羹尧竞视同等官位的官员为自己的下属，给将军、督抚的函件使用令谕。在军中更是狂妄无比，蒙古诸王都跪着谒见他，额附、郡王阿宝也不例外，他还强娶蒙古贝勒七信之女为妾。

年羹尧进京陛见雍正时，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都跪着迎接。雍正派往军前效力的御前侍卫，年羹尧把他们用作自己的仪仗队，让他们前后侍候，充为下役。

年羹尧出门巡视及日常生活中，竞使用皇帝才有的排场。出门前，先令百姓填道，临时戒严，派兵丁严守街口，店铺关门停业，所用吹鼓手也穿缎蟒袍。二年十一月年羹尧由京返陕，路过保定，“戴翎子数人轿前摆队，行馆前后左右断绝人行”，好不威风。官员们送礼给年的称为“恭进”，年给人东西叫做“赐”。接受者要北向叩头谢恩。接见新属员叫“引见”。年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这一切在封建王朝中，已属大逆不道，不仅年羹尧如此，他的属下也主尊奴贵，轻视百官。一次，年羹尧路过河南怀庆府同知身穿官服跪着向其巡抚捕官回话，这位巡抚捕官安然接受，魏之耀不过是年的家人，却穿着朝服与布政使、提督、总兵等大吏同坐。魏之耀进京，文官道旁作躬，武官也跪在道旁行礼，魏乘轿而过，全不答理。即使是年家塾教师沈某回原籍江苏省亲，沿途“将吏迎候如贵宦，至江苏，巡抚以下皆郊迎。”如此情景，可见年的权势之大。

年对朝廷官员蛮横无理，以所谓的军前效力和学习理事的名义，扣留许多中央或外省官僚的子弟在其幕中，有些是自愿的，大多数是被逼无奈。川北镇的总兵王允吉退职后，年强令其送一子“来我军前效力，受我未了之恩”。名为效力，实为人质，迫使这些官员依附于年羹尧。

年羹尧在皇帝面前一样狂纵悖逆，不守臣道，皇帝诏书传到军前，他敢不按规定在公厅设香案，穿朝服跪听开读，而是在内房私自拆看，不宣示众人。年羹尧曾编选了一本《陆宣公奏议》，进呈后，雍正说要给它写一篇序言，尚未写出，年竟草出一篇，要雍正认可。当时君臣二人关系融洽无间，雍正表示赞赏他这样做，以见双方真诚相待，但这已越出君臣关系的正常限度。年羹尧陛见，在雍正面前“箕坐无人臣礼”。他的恃宠骄纵，不守臣道，是走的取祸之道。

第二，任人为亲，结党营私

年羹尧在任总督时，任用属员就全凭自己的喜好。山西按察使蒋洞有着这样一段具体翔实的记叙：

为川陕督臣，恣凭胸臆，横作威福，每遇文武员缺，无论大小，必择其私人始行请补，或一疏而题补数人，甚至或至数十人，吏、兵两部几同虚设。更可骇者，巡抚提镇布大吏皆皇上所特简者也，而年羹尧必欲挤排异己，遍树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间已传闻某人为巡抚提镇布按矣，闻者亦疑信将半，未几而其缺果出矣，未几而其人果得矣。

及至年羹尧荣任大将军，常以军功保举官员，滥用私人，吏部因是年的举荐，格外重视，另立一类，称之为“年选”尽量提前委任，凡是他报功请封的名单一律准行。年羹尧还不顾清律的规定，为其仆人桑成鼎以军功求职，桑成鼎先任西安知府，后任直隶道员，受此非法优待的还有魏之耀、刘以堂等。

第三，接受贿赂，鲜廉寡耻

封建制度下皇帝开捐纳卖官鬻爵，高级官员自亦可纳贿用人。年羹尧大权在握，“于是鲜廉寡耻、行贿钻营之徒相奔走于其门”。有人说年羹尧保举官员时，大多数都营私受贿，收受脏物巨万。被年奏参过的葛继孔，两次向年羹尧打点，送铜器、磁器、玉器、字画等物，年因而答应对其“留心照看”。被年密奏罢官的赵之垣，向年赠送价值十万两银子的珠宝，年转而保举赵可以起用。两次奏议截然不同，可见年的不法有雍正纵容的成分。

以私人关系用人、荐人，很容易形成举主与被举者、主官与属吏的隶属关系，严重的就产生宗派集团。年羹尧的周围就聚集了一伙人，如原西安按察使王景灏被年推荐为四川巡抚，王对年百依百顺，被人称为年的干儿子。原西安政使胡期恒受年之荐，被抉为甘肃巡抚。经年推荐的南赣总兵黄起宪，原来是魏之耀的姻亲。

第四，贪婪成性，大发横财

年羹尧生性贪婪，他擅权枉法，鱼肉百姓的事由来已久。早在康熙晚年任四川巡抚时，就经常加捐加税，引起人民的反对。当时江津知县余田生断然拒绝他额外急征的命令，年羹尧派了差官命拿了他的盖印的文书去催征。使者到县衙后，从早晨到中午，余田生就是不接见他们。这些差官在堂上闹了起来，余田生就命人将他们捆起，要加以杖责。这时，江津士民数千人聚集堂外，推出几十位老人进堂恳求余田生说，您得罪了年羹尧，不过弃官；可是我们本地老百姓失去了您的依靠，今后的日子就更苦了啊，请宽恕差官们吧！从此事可见，四川民众对年羹尧的苛捐杂税是敢怒不敢言的。雍正即位后，随着他的权势愈来愈重，年羹尧横行不法，贪黩勒索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年垮台后据各地官吏的揭发，他的贪黩之罪主要有：题补官员谢仪四十余万两；勒索纳捐人员额外银二十四万两，党赵之垣金珠等值银二十万两，取乐户窦经荣脱籍银十万两，受宋师曾银一万两及玉杯等，陕、甘、川、晋四省效力人员每员勒银四千两；私贩盐茶，私占盐窝，将掠取番民的衣物等掩为己有，将蒲州盘获私盐值银一万两入己；贩马勒取重价，贩卖木材，令人卖茶得银九万九千余两。此外，他还犯有大量侵蚀之罪；冒销四川军需一百六十余刀两，又加派银五十六万两；冒销西宁军需四十七万两；冒销运米脚价四十余万两，又四万六千余两；侵用康熙六十年至雍正三年俸工银十九万九千两；隐匿夔关税银八万八千两，又加派军需粮款五万余两；将私茶罚赎银四万余两入己；侵用河东税银盈余五万六千余两；将仓耗米一万四千石、养马工料银一万五千两入己；侵用城工剩余银一万六千余两；浮报购米价银一万五千余两；抄没塔尔寺硼砂、茜草等私自变价一万四千余两；侵用纪廷诏等捐解银一万两。以上被年羹尧贪黩侵蚀的总数达数百万两之多，即使其中有些水分，哪怕只有一小半是真实的，其数目也是相当惊人的。

第五，争权夺利，胸怀狭窄

年羹尧因权力之争经常与其他权臣发生冲突。在雍正的撮合下，年与隆科多勉强相安无事。其他权臣则不放在年羹尧的眼里，也没法与之相争，只有怡亲王胤祥，他既是雍正的最亲的兄弟，又担任着总理大臣，牏着朝中很多重要政务。他在雍正的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人无法企及的。就是对这样的人，年羹尧也有妒意，不放弃攻击。他对李维钧说：“怡亲王第宅外观宏广，而内中却草率不堪，虚情假意，他的志向由此可见。”

年与朝中大臣李绂，蔡珽不和。李绂任吏部右侍郎时，正赶上议叙造营房一事，第一名是年羹尧的儿子年富，吏部中趋炎附势的人要按军前效力从优议叙，李绂认为违例，坚决不同意，年羹尧大怒，于是“痛诋九卿，切责吏部”。怨恨李绂、蔡珽是由年氏父子拉入雍正集团的，但是因否定了年羹尧在四川铸钱的奏议，而被年弹劾。此外年还中伤田文镜、诺岷、压制傅鼐。因其胸怀狭窄，造成在朝中十分孤立。多行不义必自毙，年羹尧罪行累累，最后终于被雍正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