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多用南面之术，越是那些有作为的人用得越高明。有人攻击他“权术御下”，雍正向大臣表示：“君臣之间惟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其实，他说的与做的不一样。他善于用一部分人整治另一部分人。
雍正打击政敌，残酷无情，但对一些持有不同政策见解的人，只要不同政治斗争相联系，不但不迫害，照旧予以使用和信任。
朱轼，康熙末年为左都御史，雍正继位，封他为太子太傅，雍正二年命他兼任吏部尚书，特赐诗章，诗云：
忠岂惟供职，清能不近名。
眷言思共理，为国福苍生。
希望在他辅佐下治好国家。但是朱轼违反雍正的意愿，反对耗羡归公，雍正三年，雍正用他为大学士，还要他教育皇子乾隆帝弘历等人。后来他又反对西北用兵，据传说，他曾不安于位，以病假乞休，雍正挽留他，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他感激涕零，从此不复有去志。及至雍正死，他立即针对老主子政策，上条陈，指责司法严刻和垦荒之弊，旋即病死。他同雍正的一些主张唱反调，雍正知道他的思想，但仍然重用他。
太原知府金鉷，反对耗羡归公，雍正却很快提升他为广西按察使，寻即擢为巡抚。他为地方官任用的合理，向雍正建议把州县分为冲、疲、繁、难四类，依据分类情况，任用官吏。他的办法为雍正所接受。他既得到雍正的信任，也极力为主子效劳。曾静案子中，他清查军流人犯在广西散布反对雍正的流言。
侍郎沈近思反对雍正的耗羡归公的政策，雍正仍然重视他的为人，赐诗赞许他：“操比寒潭洁，心同秋月明”。沈近思反对雍正崇佛，雍正并不为意，他死后，加礼部尚书、太子少傅，遣官往祭，又以其子年幼，令吏部派司官经理丧事。
另一反对耗羡归公的御史刘灿，雍正始初认为他有私心，改授刑部郎中，后见他“居心尚属纯谨”，升之为福建汀漳道。雍正五年，他因漳州府及属县仓米短少，揭报督抚，文书被府县截回，他气得以头撞壁，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密参他浮躁失体统，雍正保护他，说他是感恩图报心切而忘掉了礼体，倒是肯实力任事的表现，没过错。
雍正七年，李元直为监察御史，上任八个月，疏奏数十上，接连上疏弹劾官员，其中有一个奏折，对满汉大学士等均有指责，说：“朝廷都俞多，吁咈少，有尧舜，无皋夔。”意思是说朝中皇帝是尧舜式的明君，但是没有制刑律辅政事的贤臣皋陶。而臣下只会说赞同的话，没有争论。他在表面上谴诘廷臣，实亦涉皇帝，雍正问他：没有皋夔臣子，哪来的尧舜之君。不过雍正认为他没有恶意，告诉他：“汝敢言自好，嗣后仍尽言毋惧。”恰好广东上贡的荔枝送到，雍正即赐数枚，以表彰他正直。不久用他为巡视台湾监察御史，雍正亲自取时宠书，为之选择上路的日子。李元直陛辞时，雍正说他肯定不会贪赃，只怕“任事过急”。
雍正即位不久，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上疏言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在储位之争余波未息的情况下要求“亲骨肉”，自然是逆鳞犯讳的，果然雍正大怒，责问翰林院掌院学士为何容此狂生，朱轼在旁说：“此人诚然狂妄，但臣佩服他的胆量。”雍正沉思一会大笑说，我也不能不赞赏他的胆量，即拔置为国子监司业，且谕九卿：“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直言极谏，朕不惟不怒，且嘉悦焉，尔等且以为法。”随后用他为国子监祭酒、顺天府尹、侍郎。
雍正七年，雍正鉴于生监请人代考的弊病，下令犯有错误的人自首，可以免罪。御史陈宏谋奏，这样做将使胥吏查访，滋扰地方，不如宽其既往，禁将来，不必令自首了。雍正开始不接受，和他辩论再三，最后认为他识大体，立加表彰，当时山西乡试主考已定了人选，雍正改令他去，试毕复命，雍正命他以御史衔出知扬州府事，允许他密折言事。
帝王多用南面之术，越是那些有作为的人用得越高明。有人攻击他“权术御下”，雍正向大臣表示：“君臣之间惟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其实，他说的与做的不一样。他善于用一部分人整治另一部分人。如年羹尧案件之初，雍正在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折上批写：“隆科多止论尔操守平常，而年羹尧前岁数奏尔不学无术，必不能料理河务。”用挑动他对年私仇的办法，揭发年羹尧。对待允禩集团，雍正实行打拉策略，这虽是政治斗争中采取的手段，但也反映雍正的使用权术。雍正讲用人之难，以胤禩为例，说“廉亲王其心断不可用，而其人有不得不用之委曲”。政敌的首脑当然不能用，但又必须用，这就看驾驭之精疏了。雍正成功了，也表示他的权术之高。
雍正继位不久，就有人批评他用人不得法。雍正元年二月，他愤愤不平地说：“外问匪类捏造流言，妄生议论。且如发遣一人，即议朕报复旧怨，又如擢用一人，即议朕恩出于私，以新进加于耆旧之上”。随后，有人说他“进入太骤，退人太速”。他处分臣下，也有人不服，比如黄河清时诸臣表贺，云南督抚杨名时和鄂尔泰的贺表都不合规格，通政司题参，雍正把杨名时交吏部议处，对鄂尔泰免予察议，同时发生的同样事情、同一性质的错误，处理两样，自然引起议论。雍正就宣布他如此处置的原因：
观人必以其素，不以一事之偶差而掩其众善，亦不以一端之偶善而盖其众愆。或为有心之过，或为无心之失，朕无不悉之体之。
接下去他说明了为什么对鄂尔泰、杨名时不同态度的原因，但从中可以看出，他把官员分为两类，区别对待，他所认为才德兼优的，辄加重用，升迁较速，对他们的一般过失，给予教导，而不作处分；若是沽名钓誉、庸懦守旧的，动辄申斥，加以处分，以至降调、罢官。这也是他的用人思想表现，从这可以看出他用人、去人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