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用耳目是为获得真实情况，又知道耳目有时蒙蔽人，反倒得不到实情，所以对他们也非绝对信任。他深知用耳目，有利有弊，要善于利用他们，要能够识别真伪，获得真知灼见。是用耳目，而不是为耳目所用，这是他区别于一般平庸君主的地方。

雍正制驭官员的许多手段中，有一种是利用奏折制度。这一制度，产生于康熙年间，而雍正把它制度化，乾隆以后继续实行。而雍正朝实行最有成效。它的办法是，皇帝允许地方大员，中央派出的官员和皇帝特别准许的地方中级官员书写秘密奏折，直接送交宫中，不必经过内阁，所写的内容是地方情况、官员、民间风俗、社会问题以及写折人的个人私事，或者各项建议，皇帝阅览，往往在奏折上用朱笔写上批语，给予指使，准许什么，不许怎样，皇帝因不是正式上谕，可以随便一点书写，官员得到朱批允许，再写题本，送内阁转呈皇帝，所以秘密奏折是官员和皇帝讨论政事的文书，因有皇帝朱笔批语，又叫朱批奏折。

康熙间的储位斗争及其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造成雍正了解官民动向的迫切性，增强对官僚控制力的迫切性。秘密奏折制度，在官僚的职责范围以外，使他们互相告密，迫使他们彼此监督，各存戒心，不敢放胆妄为，不敢擅权，因而对雍正更存畏惧之心，做忠顺的奴才，而雍正则可从奏折中窥见臣下的思想、心术以至隐衷，因之予以鼓励和教诲，这样多方联络，上下通情，就能在更大程度上控制臣下。

奏折制度，就其密察官员讲，也是一种告密制度。告密，是一般人所反对的，因为这是不正当的。康熙初行奏折，能够有资格写奏折的很少，保密程度也高，没有引起多大反响。雍正推广奏折制，就出现反对势力了。他在责备杨名时将奏折朱批叙人题本时，说杨犯错的根本原因。是“其心中以为不当有密奏密批之事耳”。透露出不满奏折制度的力量的存在。他死后一个多月，谢济世代替伯爵钦拜书写《论开言路疏》，提出“欲收开言路之利，且先除开言路之弊”的呼吁，而所谓言路之弊就是奏折告密。疏中说：“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不知主名，被告无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因此“请自今除军机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谢济世和钦拜的发难，是乘雍正之丧，代表反对奏折制度的势力要求取消这一制度。据说该疏得到乾隆的首肯，然而新君实际坚持实行奏折制，并于十二年停止奏本的使用，进一步肯定了奏折制度。总而言之，奏折制度下官员互相告密，使他们本身具有特务性质，但这种制度把官员秘密言事变为做官的职能，变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专业的特务，把特务的职任寓于一般官职之中了，这是奏折制下官僚政治的一个特点，因此，雍正政治不宜于视为特务横行的政治。

说到告密，雍正有时并不忌讳，而关于这方面的传说又很多，不妨在这里一叙。

雍正自云：“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他所说的耳目，包括科道言官，奏折撰写人，另外还有不同类型的人。被他引见的官员，必须上条奏，其中会有官方吏治的内容，这是一种人。另一类是发往督抚处试用后补的侍卫，如派侍卫王守国等六人到直隶总督李绂身边，又如把侍卫派到年羹尧处，被年羹尧用作仪仗兵，引起他的恼火。这些侍卫负有了解该地官民情况的职责，如年羹尧调离陕西时，雍正要掌握他赴浙江的沿途情况，指示田文镜调查，田文镜即派分发豫省试用的侍卫白琦去跟踪，用皇帝的耳目去察看，雍正当然相信，田文镜确系老吏多谋，然亦表明赴各省的侍卫的特务性质。一种是临时派员到指定地区密访。雍正八年，雍正派御史严瑞龙和旗人安某到江南、江西办事，又命他们顺路到浙江，“密访吏治民风，沿海战船营讯。”严瑞龙去过浙江后，又托其四川同乡、原任河工通判张鹏飞代为留心暗察。李卫报告这件事，雍正避开严瑞龙、安某不谈，说早知道张鹏飞爱招摇生事，已令江苏巡抚尹继善查拿了。又说即位以来，“并无一差人密访之事”，今后若有人称密访者，“督抚即拿之，参之”。说得很凶，但并没有从严瑞龙、安某、张鹏飞开始究处，可见这是欺人之谈，由他派出是实。密访人种类也多，有的情况因资料语焉不详弄不清楚了，但他们干密察勾当则是明确的，如乾隆时期撰著的《啸亭杂录》记有数事：一位官员进京引见，置办了一顶新帽子，被熟人碰见，告诉他买帽子的缘故。次日引见时，免冠谢恩，雍正笑着说：“小心，不要弄脏你的新帽子。”就是说置帽当天已有人报告了。鼎甲出身的官僚王云锦于新年休沐日在家与友好耍叶子戏，忽然丢掉一张，一天上朝，雍正问他元旦干什么了，王云锦从实回奏，雍正对他的诚实很高兴，说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随着从袖中把叶子拿出来给他看。还有一件事：王士俊离京赴任，大学士张廷玉向他推荐一名长随，此人供役也很勤谨，后来王士俊要入京陛见，他先告辞，王士俊问为什么要走，他说：“我跟你数年，看你没有大错，先进京见皇帝，报告你的情况。其后知道这个人是侍卫，是雍正通过张廷玉安置到王士俊身边监视他的。

还有记载说田文镜的幕客邬思道是雍正派的暗探。邬思道是出师爷有名的浙江绍兴人，作为田文镜的幕客，邬先生知道隆科多骄恣不法，雍正对他不高兴，就代替田文镜书写参奏隆科多的本子，使雍正整治隆科多有了借口。而田文镜因此受到宠信。

雍正用耳目是为获得真实情况，又知道耳目有时蒙蔽人，反倒得不到实情，所以对他们也非绝对信任。四川巡抚宪德上任之初，苦于无耳目，不了解情况，并以此上奏折，雍正批道：

耳目见闻之论，朕殊不以为然。若能用耳目，即道路之人皆可为我之耳目，否则左右前后无非蔽明塞听之辈。偏用一二人，寄以心腹，非善策也。朕御极之际，实一人不识，然彼时之耳目甚公且确；近数年来股肱心膂大臣多矣，而耳目较前反似不及。访察二字，不被人所愚弄甚属难事，至于用耳目，惟宜于新。勉之，慎之！古云听言当以理察于博采广咨中，要须平情酌理，辨别真伪，方可以言用耳目也。

说不用耳目是瞎话，但他深知用耳目，有利有弊，要善于利用他们，要能够识别真伪，获得真知灼见。是用耳目，而不是为耳目所用，这是他区别于一般平庸君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