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说他不能像父皇那样秋狝的原因，不是把它看作游猎不应该做，而是因为胤禩、胤禟“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他除了去过东陵，不敢离京城一步，正是怕胤禩集团发动政变，不能镇压。
雍正即位后，没有像历代君主那样立即将过去的政敌置之死地，而是采取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实在是明智之举。如果他实行屠戮政策，不仅有可能造成政局的动**，而且还可能会使政敌狗急跳墙发动政变。这在雍正刚刚即位，政权还不稳固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雍正少年时，康熙常批评他性情急躁，教诲他要“戒急用忍”，他将这四个字制成匾额，挂在自己的居室，时时警省自己。在以后的岁月中，在处理重大事务上，他都注意以坚忍的毅力锻炼耐性，克服急躁毛病。在储位斗争中，他含而不露，搞《悦心集》，研究佛学，就是他动心忍性的表现。所以，他后来称自己“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
从雍正处理胤禩、胤礽集团的事上可以看出，雍正不仅改正了过去性情急躁的毛病，而且在“用忍”方面，颇有自己的一套方略。
雍正处置政敌的策略是：根据他们在储位争夺中的态度和表现、势力的大小，本人的才能和影响，以及对自己皇权的威胁程度等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具体说是，给胤禩优宠，封为廉亲王，总理事务王大臣之一，以其党人马齐为总理事务大臣；将胤禵软禁景陵，胤禟发配青海，胤（礻+我）革去郡王，永远圈禁。
雍正对这些人的处置是经过深思熟虑，周密策划，精心安排的：胤禩为首领，先给予宠信以笼络和控制他，以防止发生变乱；胤禵在朝野上下支持的人较多，性情又强悍，不囚禁不足于制裁；对胤禟、胤（礻+我）等人的打击，实是杀鸡警猴，令其党人产生恐惧心理而自动瓦解。雍正的政治手腕实在是高明。
雍正即位之初，对政敌只是拘禁，而不妄加杀戮，是由当时的客观形势造成的——他不敢杀。雍正意识到，对手之所以敢于同他或明目张胆地对抗，或背地里给他出难题，就是为了触怒他，使他做出对他们过分的处置，这样不仅会使他得到一个“凌逼弟辈”的恶名，还可能激起事端，使他们有机可乘。
所以，雍正经常在朝臣面前揭露他们，说他们“任意妄行，惟欲朕将他们治罪，以受不美之名”还说：“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必至杀人，杀戮显著，则众心离失，他便可以希图侥幸成事。”雍正说他不上当，因而对他们曲加优容。胤禵不买雍正的帐，当面加以顶撞，胤禟也在他面前傲慢无礼，雍正都没有立即治罪。上面说的这些顾虑，使他对政敌的处置不得不慎重，不敢恣意而行。
然而既便如此，雍正还是招致了很多非议。雍正元年正月初十日，雍正因为其政策不能顺利贯彻，而责备皇九弟胤禟和贝勒苏努等人时就说外面的匪类捏造流言，乱发议论，“朕如果发配一个人，就说朕是报复旧怨；提拔重用一个人，又说朕是出于私心，滥施恩惠”。还说：“胤禟奉命前往西宁，而他怠慢不肯启程，屡次推诿，耽延时日.惩治一二个奸恶太监，就说朕凌逼弟辈，这真是扬言无忌。悖乱到了极点”，“苏努、勒什亨父子是七十（一满州大臣名）之党，他们朋比为奸，摇惑人心，扰乱国政”。翰林院的检讨孙嘉淦还公然上书，要求皇帝“亲骨肉”。雍正对善意的建议和恶意的攻击区别对待，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示鼓励；对攻击者则大加威胁，说如果再这样，就将“启朕杀人之端”。当日，就将包庇胤禟、摇惑人心的领侍卫内大臣勒什亨，及同情其兄的乌尔什陈，发配西宁，跟随胤禟效力。
雍正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对待胤禩一伙，占于主动地位，这是因为他是最高统治者。但这种位置也有不利的因素，皇帝在明处，要防制臣下的暗算，特别是雍正继位的特殊情况更易出事。雍正清楚地认识到，多年的储位之争。人们斗红了眼，为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他说以乃父之“圣神，犹防胤禩等之奸恶，不能一日宁处”，而诸兄弟与父皇是父子关系，同我只是兄弟关系，兄弟视父子相去远甚，昔年父子至情，兄弟们还恣意妄行，今处兄弟关系，他们活动不止，更当引起深虑。继位初，大约出现过两次险情，一次是他出宫祭祀，隆科多说有刺客，遂在祭案下搜查。又一次他到东陵谒陵，隆科多说诸王变心，要防备。
雍正说他不能像父皇那样秋狝的原因，不是把它看作游猎不应该做，而是因为胤禩、胤禟“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他除了去过东陵，不敢离京城一步，正是怕胤禩集团发动政变，不能镇压。
雍正在即位初年，给年羹尧的朱谕中总是说京师形势好。如元年初夏，他说亲送康熙灵柩到景陵，“一路平安，内外无事”，秋天又写道：“入秋以来，朕躬甚安，都中内外一切平静。”这样说固然反映政局稳定，而所以要絮絮叨叨，乃因胸中有事，惧怕政敌发动事变。在政局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对政敌可以采取屠戮政策，以削弱对方力量，但这要有把握，不致激成事端；也可以采取稍微缓和的政策，使对方被逐渐吞噬而消亡，这也要有把握能绝对控制对方做为前提。雍正采取后一政策，并且获得成功，是在斗争中采取了谨慎态度，正确把握了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