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谕旨，实际上是雍正准备从利用胤禩到惩治胤禩的明确宣告。接下来，雍正就开始采取措施打击胤禩的同党，剪除的他的羽翼。
雍正对胤禩、胤禵集团打拉结合、分化利用的策略。到雍正二年夏天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对胤禩及其朝中的支持者的态度上。在这以前，雍正对胤禩也不断出难题，找岔子，并公开指责他。但这还不是专门为胤禩，而且只牵涉个别的事情。二年四月初七日，雍正则专为胤禩而告谕诸王大臣：“说自康熙四十七年以来，我的无知兄弟胤禩等人结成朋党，胡行妄为，以致使父皇晚年无比忧愤，“肌体消瘦，血气衰耗。”朕即位后，不论胤禩从前诸罪，惟念骨肉兄弟之情，将他优封为亲王，委任以总理事务。但他仍不知痛改前非，不以事君事兄为重，还是以胤禵、禟等为他效力的缘故，怀抱着私心。由此可见，他夺位的大志到今天也没有放弃。”雍正还指责他在处理政事时，有意破坏，奏事也不亲自前往，而是苟且草率地让他人代奏。雍正最后说，如此“肆事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于是下令诸王大臣对胤禩据实揭发，不许包庇隐讳。这道谕旨，实际上是雍正准备从利用胤禩到惩治胤禩的明确宣告。接下来，雍正就开始采取措施打击胤禩的同党，剪除的他的羽翼。同年五月十四日，雍正又以苏努、勒什亨父子，顾念旧日的同党，袒护胤禟、七十等人，“扰乱国家之心毫无悛改”为由，革去苏努的贝勒爵位，撤回公中佐领，发遣他与其诸子同往左卫居住。隔了几天，雍正又下旨斥责胤禩及其党羽，指出七十、马尔齐哈、常明等，都是廉亲王胤禩之党，说他在继位以前就十分厌恶朋党之风，而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今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多行杀戮，使众心离散，希图扰乱国家耳”，“古人云：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皇考每引述此语，特指廉亲王言之。”这是为进一步打击胤禩及其朋党制造舆论。当日，即革掉七十的职务，查抄其家产。六月二十七日，又将七十及其妻子发配三姓地方（黑龙江依兰）。
雍正对胤禩集团策略的这种变化，同当时政治形势的演变着密切关系。二年春天，年羹尧、岳钟琪已率领军队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雍正的帝位因而一进巩固，他在全国各地统治也都稳定下来。他说，现在“谁不诵朕之福，畏朕之威也”。他对发生事变的顾忌减少了，于是开始大刀阔斧地向政敌杀去。
雍正二年七月，雍正发布了他的《御制朋党论》，明确地宣告他要进一步打击朋党势力。以此为标志，他同胤禩、胤禵党人的斗争进入第二阶段。雍正在宣布他亲自书写的《朋党论》时，还特意给诸王贝勒满汉文武大臣下了一道谕旨，要求所有臣下都静下心来，对这篇文告反复阅读，深入领会。
雍正在谕旨和《御制朋党论》中讲的归纳起来主要表达了以下几点意思：
第一、康熙年间流行的朋党习气，虽经他即位以来谆谆告诫，但仍积习未除，现在应该彻底清除了。倘有阳奉阴违，继续搞朋党的，他万万不能宽恕。
第二、君臣之分就像天和地一样，臣下只能惟知有君，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君主之好恶为好恶，绝对忠于君上。朋党违背君臣大义和臣子事君之道，扰乱人主权力的执行，罪大恶极。
第三、批评了欧阳修的君子因道同可以结党的观点，从理论上说明了废除了朋党的道理。
第四、指责胤禩、胤禵等人的结党，而标榜自身不结党的清高。
总之，雍正的这些话，引经据典地从理论上宣传了皇帝绝对专权的必要和合理，朋党的危害和非法。他以君主的身份讲述这些问题，切中时弊，把其反对朋党的道理和决心充分表达出来了。
雍正的《御制朋党论》，是他向胤禩、胤禵集团发动猛烈进攻的宣言书和决心书。此后，他即开始了行动。八月二十二日，雍正召见了诸王大臣，谈及康熙时争夺嗣统的事情，谴责了胤禔、胤禩、胤禟、胤禵等人。他说：“大阿哥胤禔、廉亲王胤禩、郡王胤禵、贝子胤禟等都不安本分，结成朋党，妄图实现其夺储大志”，“因此，朕即位以来，拆散该党，令胤禵、胤禟居于远地，希望他们改悔前行，不再生事，以致触犯国法”。十一月中，雍正于二日、十三日和十四日，连续三次指责胤禩，而且问题提得越来越严重，态度也越来越严厉。如十三日，他说“廉亲王存心狡诈，结党营私，凡遇政事，百般阻挠，颠倒错乱，应交宗人府议处者不止数十事”。还说胤禩自受命总理事务以来，“所办之事，皆要结人心，欲以恶名加之朕躬。”如管工部，凡应严追的钱粮亏空，竟行宽免，以图获取名誉。同月又发出上谕：“自亲王以下闲散人以上，若有归附胤禩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亦断不姑容也！”宣布以叛国罪惩治胤禩党，可见事情已严重到了极点。十二月，以揆叙为胤禩的党羽，虽然他已死去七年，仍下令在他的墓前树立一个刻有“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的碑，以示谴责。
雍正发布《御制朋党论》对胤禩、胤禵集团发起猛烈进攻，但基本上是指责多，而处理少。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当年又有年羹尧和隆科多的案件插了进来，使政事复杂化，不能集中精力惩治胤禩、胤禵集团，而且两个案件处理一同进行，会增大阻力，且容易发生事故。二是当时满朝的王公、宗室、文武大臣尚未作好思想准备，其中不少人同情胤禩、胤禵党人，而把雍正对他们的惩治看作刻薄寡恩。如二年十一日，他说：朝廷诸臣受到廉亲王的欺骗，反倒以为朕过于苛刻，为他抱屈，就在朕屡次颁布谴责他的谕旨时，察看众人的神色，未必都认为廉亲王的过错。三年（1725）四月，他又说：我在诸王大臣面前降旨训诫胤禩时，看诸王大臣的意思。颇有人为胤禩抱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