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越严重，反而越会遭到英国人的怀疑，认为说话人言过其实，并往往嗤之以鼻，甚至不露声色地反唇相讥；说得越激烈，反而越会造成威压感，让英国人觉得要签署城下之盟似的。“他们既不期望发号施令，也不喜欢俯首称臣，但希望自己做主”。

直到现在，混迹在英国校方代表圈里的我，在宣传海外留学的优势时，总免不了会提到“获得国际工作经验”这一条。

当然，如果能留下来工作一段时间，自然可以在履历上填上这一项，成为个人职场生涯的点睛之笔。

不过，这种经历本身并不一定是激动人心、异彩纷呈的，常常要遇到的是平静的争论、无声的妥协、不露声色的再争论、风平浪静的再妥协。其中的起伏经常是死水微澜的、寂静无声的。海外工作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同另一种文化的对抗和融合。

当学校教育成为商品“出口”换汇时，英国的大学也就渐渐从单纯的非营利机构，变成了遮遮掩掩的教育“提供商”。我曾工作过的英国大学，来自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增速竟达到了每年15%~20%，由此也引发了校内有关数量与质量的争论。

商学院的中国学生很多，特别是学财经类的，系里的教授对中国人的写作能力感到担忧，要知道取得英国的硕士学位，英语写作和口语能力是第一位的。于是便有了提高雅思入学成绩，特别是提高写作单项成绩的争论。国际办公室、录取办公室、商学院、负责国际事务的主任（International Dean）以及副校长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

等我到学校述职时，针对这个情况又开了会。国际办公室一方面传达了商学院的初步意见，准备提高雅思中的写作成绩（针对全球市场，起因是中国大陆市场），另一方面又提出，希望降低中国大陆区签约留学中介的佣金比例。

对这两个提议我都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当前大学在中国大陆市场和品牌的影响力是建立在合理的录取标准（中上等水准）基础上的，雅思写作一直是中国学生的弱项，实际上，整个东亚区域内，除了香港学生外，英语水平都不高，尤其是口语和写作，提高0.5分就相当于上升了一个档次，会损失三分之一左右的生源；现行的佣金体系已经接近市场平均水平，再降只能挫伤中介的积极性，而且有些英国大学的类似举措已经遭到了中介的反击和冷落。

显然，我的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对这种直抒胸臆没有思想准备，他们一边记笔记，一边下意识地点着头，仿佛要用这样的震动搅一搅有些凝固的空气。

他们的脸上没有了阳光，阴云密布的，不过仍然依靠嘴角的扯动，挤出了微笑，语气仿佛吹来的风，仍很和缓，但已经透出了不以为然的凉意。我感觉此时桌上的咖啡都似乎不再冒热气了。

他们强调系里教授对学生质量的担忧，强调营销成本的提升使学校面临财政困难。

我当即反驳：在特定时间内，学生质量与数量不可能兼得；中介的贡献远远高于产生的成本，此时降低佣金比例无异于发出减少中国学生数量的信号，需要慎重考虑。

我一直以为除了亚洲人外，其他人群的算术功底值得怀疑，因此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也是斩钉截铁、自信满满、语调高亢、一往无前。

我此时的英语倒有些一发不可收，连停顿都很少，显示出美国电影中辩护律师咄咄逼人的气势。

我完全忘记了自己非常在意的含蓄的语言风格，忘记了自己置身于英国人的工作环境，满嘴充斥着must（必须）、should（应该）之类“重口味”的、演讲时用来喊口号的词句。

而英国人跟美国人不一样，号召和煽情都不起作用，他们听不得自以为是的个人主义宣泄，所以奥巴马**澎湃的演讲，到了英国就变成了言之无物的废话。

我的变本加厉使得会议的气氛越来越沉闷，领导们的脸像是上了年纪的老者，松弛得耷拉了下来，目光也似乎因为空气的凝重或是缺氧而变得呆滞、迷离。

为了打破沉寂，领导们一边说着Fair enough（有道理）来唤醒自己昏昏欲睡的神智，一边翻着眼睛，梳理着自己的逻辑：

We were hoping that our Business School might change their mind. Everything is possible until the final decision is made.（我们希望商学院能让步，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以前，一切皆有可能）

一个We（我们）已经把对话的双方拉回到一起，而“一切皆有可能”维护了我的面子（你的建议会得到考虑），又暗示了不确定的结果（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这模棱两可的回答让我意识到，自己在“自由世界”中的纵横捭阖有些“出圈儿”了——突破了中国人禁忌的圈子，冲撞了英国人藏而不露的“格子”。

Shall we come back to this topic tomorrow then? Andrew, do you join us for a drink tonight? （咱们明天再讨论这个话题吧。Andrew，今天晚上一起去喝一杯好不好？）

大领导长舒了一口气，恢复了活力，为让人窒息的房间打开了窗户，散会了。

后来我才悟到，自己超越了英国人文化的雷池：在整个英式文化中，人们厌恶煞有介事、自命不凡，而习惯于弱化事态的性质，采用轻描淡写（understatement）的方式：

The understatement rule means that a deliberating and painful chronic illness must be described as “a bit of a nuisance”; a truly horrific experience is “well, not exactly what I would have chosen”; a sight of breathtaking beauty is “quite pretty”; an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 is “not bad”; an act of abominable cruelty is “not very friendly”, and an unforgivable stupid misjudgement is “not very clever”; the Antarctic is “rather cold” and the Sahara “a bit too hot for my taste”.[28]

在“轻描淡写”法则的作用下，将痛苦的慢性疾病称作“小恙”，对惊恐万状的经历以“与自己的预期不大符合”一笔带过，把惊世之美说成是“挺漂亮的”，丰功伟绩降格为“还不错”，惨无人道变成了“不大友好”，不能宽恕的愚蠢错判反而被形容为“不太明智”，南极“比较冷”，撒哈拉地区“对我来说稍微热了点儿”。

说得越严重，反而越会遭到英国人的怀疑，认为说话人言过其实，并往往嗤之以鼻，甚至不露声色地反唇相讥；说得越激烈，反而越会造成威压感，让英国人觉得要签署城下之盟似的。

然而此后两个月内，“执迷不悟”的我又据此上了两个报告，试图说服领导。这出于公心，毕竟英国大学的牌子这些年运作得不错，很多中国学生和家长都买账，正是可以大干一场的时候；也有私利的考虑，提高雅思要求，降低中介费，业绩肯定下滑，我这个英国大学首代首当其冲，若要被问责，难免为此而“躺枪”。

不过，我毕竟只是个执行者，真要是政策上有调整，又能如何？于是我对自己在会上的强硬态度有些后悔——留下个“不听话”的坏印象，尤其是，我的报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学校来信了，“基本确定”提高雅思写作成绩。我的心头阴云密布，要知道，我的工作合同又快到期了，这里面是否有什么弦外之音呢？当原则与饭碗发生冲突的时候，原则是否一定那么重要呢？我“中年危机”的前奏（失业）来得也太早了点儿吧？

正当我在中介培训时开始暗示学校有提高雅思写作成绩的意向时，英国大学突然改变了决定。2013年10月18日，录取办公室发来正式决定，2014年入学要求中，研究生专业的雅思成绩维持6.5分，单项不低于6分。一个月后，我得到了大学人力资源部的续约和涨薪通知。

我并没有什么喜悦或是胜利的感觉，只是比较欣慰，欣慰自己能有发表意见的空间，欣慰英国人能有理性的接受，而这之间那段诡异而难熬的空档期，是英国人的真性情。正像对英伦文化有细腻了解的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描述的那样：

他们既不期望发号施令，也不喜欢俯首称臣，但希望自己做主。[29]

当然，这蜻蜓点水的交流不能深入解决问题，紧急情况甚至无人处理。真遇到麻烦，英国人会轻描淡写地解释原因，顺便为无法挽回的损失表示一下歉意，然后，再照此办理地去处置其他的事。

英国人待人热情，一般也不会对责任人剑拔弩张。他们会开始讨论解决方案，但体制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一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有个结论，而新的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又会遇到同样的或不一样的问题，于是再讨论解决方案，再出台新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