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的人类总有很多的分类方法,在英国留学、工作的日子里,我又有了新的发现:特立独行的英国教授可以作为男人、女人之外的另一个新的类别。
在英国留学和工作的日子里,我接触了很多高校的教授,他们像是地球之外的其他行星,有着自己的运行轨道,与这个世界没有交集。
学术上,他们近乎偏执地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细细分析起来,他们的这种“习性”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因就是英国科研制度的激励—约束机制。除了在科研领域独到的成就所营造的特殊影响力外,教授、专家们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优惠和特权。
他们要像各级别教师一样参加大学本科生的教学,学术成就高就意味着更多的课程量,当然不能耽误他们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另外,更严格的要求是,他们要在一年内定量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相关学术论文要在权威性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或认可。这里没有铁饭碗,一个教授如果不能发表学术论文,或学术成果不显著,将很快被解雇或淘汰,而他(她)之前的“丰功伟绩”只能代表昨天。
最让这些精英学者挠头的还是钱——研究经费。政府、慈善机构、基金会、企业公司都是教授们踏破铁鞋、趋之若鹜的生命源泉,在繁重的授课、科研任务之余,他们还必须是营销高手,尤其是对见效慢的项目,特别需要“画饼充饥”的艺术。
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教授们就像化缘的僧人,一面高歌普度众生的理想,一面晃着手中的钵盂,让众生先“度”自己。即使找到钱,可最终没有研究成果,便会像犯罪记录一样终身携带,为施主所警觉。
内因则多半是超乎寻常的热爱。商科这边的教授相对比较“正常”,而理工、医学、生物方面的教授就不太正常了。
“去行政化”是英国教授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Mark Furse教授升任格拉斯哥大学法学院院长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啧啧之声在中国校友的圈子里此起彼伏。2014年4月,我在上海遇到了参加新生说明会的Mark。
Congratulations, Professor Furse. Oh, excuse me. The Head of Law School. (恭喜荣升,Furse教授,哦不,Furse院长。)
我故意叫他的姓和“官称”,以便不同于一般教授,但内心是非常为他高兴的。为什么不呢?
Mark Furse笑着主动与我握手,听到我的恭维,他翻了翻因时差而疲惫不堪的眼睛,有些不屑地说:
Call me Mark. There is nothing to congratulate. I have got a 2-year-long contract of being the school head. This is the utmost I can do. (你还是叫我Mark吧,没什么可祝贺的。我这次任期两年,对我来说已经太长了。)
起初我觉得Mark是客气,但他提到任期的事我有些不解。Mark接着解释说,这两年的时间里,他的学术和研究会被行政事务所累,每天有几百个邮件要回复,要与所有的法学院老师谈话,帮他们解决问题,规范每个人的职责,现在他的时间表已经排到了2016年,自己的年假还要服从于这些琐事的安排。
他甚至说,在英国的高校里,很少有人愿意当主任、院长或校长,这些带着政治头衔的教授可能因为学术的荒废而被人鄙视,教授还是希望在研究领域被人认可,这样会很光荣。
真像是西医与中医的南辕北辙,殊不知英国教授摒弃的,正是我们中国人趋之若鹜的,同样是教授,兴趣点竟如此不同。
在新生说明会现场,学生和家长把会议厅挤得满满的。Mark在会场外深吸了几口“万宝路”——这是他最好的药——从那恼人的疲劳中振作起来,这个身高1米98的巨人,仿佛进入瓷器店的大象,一边用生硬的中文说着“对不起”,一边小心翼翼地从缝隙中穿过人群的丛林,走到我面前:
I am your man. What can I do now? (我归你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说吧。)
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和主持人,我点点头,“命令”Mark在学生与校方、校友互动环节做好有奖问答的颁奖工作。他看了看放在旁边的泰迪熊、笔记本(pad,但不是iPad)、圆珠笔和U盘,有些惊喜地伸出大拇指:
Cool. This is fantastic. (好,太好了!)
篮球场上,球队里有不同的“角色球员”(role player),比如进攻一方,有的带球吸引对方防守后分球,有的阻挡对方的抢断,有的投篮得分,有的抢进攻篮板,除了投篮这一下,其他大多是“脏活”、“累活”。篮球场上5人一队,相比市场推广项目的工作团队来说已经算是人多势众了。
英国高校的推广工作中,很少看到如此大的团队,大多数情况下是单打独斗,两人组已经算是很好了。Mark干“脏活”、“累活”的角色意识与他的地位和职务没有任何关系,在项目团队中不讲行政或学术级别,只讲分工合作。记得校长在北京举行的大型新生说明会开始前,还曾经问我的同事Lucy,是否需要他帮助在前台摆放参会人的胸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