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中国教育体制锻造出来的精英阶层，同时又在英国或国外留过学，是二元教育制度的受益者。深谙国内文化环境，又浸染于西方思辨、多元的意识形态氛围，精通汉语、英语，能游走于两种思维方式的夹缝中，并靠这种“走钢丝”的技艺谋生。

在留学中介、教育机构举办于高档饭店、写字楼的展会上，穿梭着这样一群人——

他们或西装革履，或商务休闲，左肩挂着黑色圆柱状皮面尼龙套，内装落地式易拉宝；

左手拎着带有学校Logo的布袋，内装桌布和部分印刷品；

右肩背着电脑包，有时右手还会推着一个“四轮驱动”的行李箱；

他们行色匆匆，风尘仆仆地走到展位前，身手敏捷地抽出桌布，轻轻一抖，铺在展位的桌子上，把上面的大学Logo准确地暴露在最醒目的位置；

然后把手提电脑压在上面，并熟练地打开早已寄送过来的三四个纸箱，里面是近年来经常被中国海关当作“问题出版物”而扣留的大学手册，之后分门别类地摆放在桌面上；

不多时，他们轻盈地拉开黑色皮面尼龙套，取出易拉宝，用脚抵住底座，轻轻拉起2米长的一幅彩色画面，固定在折叠支架上；

掸去手上的灰尘，抹去脸上的疲惫，他们开始或谈笑风生，或煞有介事地与参会的学生、家长、合作方侃侃而谈。

这个人群，不出意外，是英国校代。

手册、桌布、易拉宝是他们的家伙事儿，代表他们的身份，也是他们的饭碗，仿佛行走江湖的艺人拉开架势、撑起场面，“有钱的给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有时，又像算命先生，摆个摊儿，支个幡儿，说道说道留学路上胜算几何。

单说这些手册，设计风格时尚、典雅，超出国内业界一筹，印刷精美，一般是质量上乘的铜版纸，从各个展位望去，五色斑斓，赏心悦目，不看广告，还以为是出版社做的书展。

在提倡无纸化的今天，这些有点不合时宜的印刷品的确还支撑着展会和大学的门面——有，不一定提升档次；没有，一定招人冷眼。英国大学一年到头想着节约开支、缩减预算，可手册的设计、制作和运输向来不含糊，至今不大愿意外包给物美价廉的中国、印度市场，而是我行我素地自己动手，不远万里地顽强寄送。

价值不菲的手册有些进了学生的书包，还有些被另有所图的人收入囊中，他们冷不丁地抽去几本，嘴里却悻悻地嘟囔几句：“这玩意儿倒是占分量，可不值钱，没有报纸好卖。”

英国校代的全称是英国高等院校驻华代表，雇主一般是英国大学，并不是代理或中介，他们以校方名义负责区域内招生宣传、品牌推广及与中国院校的校际合作，以代表处的注册实体出现，散布在中国的几个超大城市，以北京最多，办公室规模从1人到8人不等。

这些英国教育的代言人，按照老舍话剧《茶馆》中的台词，算是“吃洋饭儿的”，与进入国内的国外制造业、金融业、工程监理业、建筑设计业的管理人员一样，有些像过去的“买办”，挣英国人的钱，而“羊毛”却出在中国学生身上。

不过，比起前面提到的行业，英国校代的收入可能还不如人家交的税多。而有一样是钱买不到的，也是别的行业难以比拟的——称谓。

虽然经常被称为“校代”、“总监”、“主任”，但他们更希望被人称作“老师”，突出自己的教育功能，而不是销售职责。

他们坚信自己做的是善事，是西学东渐的传承，是为千百万心怀留学梦想的学子“传道授业解惑”的领航员！他们的努力还加快了中国教育界的国际化步伐——请原谅，这个圈子的人有时会意**于某种形而上的冲动，希望英国的教育，或者说新的体制与思维，能够改变中国未来的命运。

英国校代的本土化程度很高，几乎清一色的中国人，或持有他国护照的华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中国教育体制锻造出来的精英阶层，同时又在英国或国外留过学，是二元教育制度的受益者。深谙国内文化环境，又浸染于西方思辨、多元的意识形态氛围，精通汉语、英语，能游走于两种思维方式的夹缝中，并靠这种“走钢丝”的技艺谋生。

当然，他们之所以这样能乐此不疲地留在国内，横贯东西，除了兴趣、理想、冲动，多半也是无路可走。

留在“好山、好水、好无聊”的英国，虽然不一定像在澳洲去养牛、摘苹果、锯木头、当电工，可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在社会上应该也属于“沉默的大多数”，经济上应该也一样不好找工作，生活上应该也多数按部就班、周而复始，安逸、休闲得诚惶诚恐，提前进入退休、养老状态。

“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在国内，迎着雾霾、沙尘暴，嚼着胶鞋底做的软糖，吃着地沟油炸的油饼，陪护着注射过期试剂的孩子，英国校代宿命般地毅然投身于世界上规模最大、竞争最激烈、最能体现自我价值的中国留学市场！

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一定喜欢迎接挑战，并不能说明他们一定无所畏惧，归根结底，他们还是中国人，别无选择。

走南闯北的英国校代，靠往返中英之间、往返中国城市之间的行程，成为各大航空公司、宾馆饭店的金卡、白金卡、钻石卡会员，住的大部分是一人一间的五星级，有些财大气粗的英国大学还允许校代飞公务舱！

他们有让圈外人艳羡的口头禅——“我刚从英国回来”或“我下周回英国”，透着四海为家的国际化风范。

不过，英国校代的出差强度早已明确写入了职位描述（job description），而且在现实中不折不扣地予以实施。我曾有无间断出差一个月的经历，而两周、三周的连续奔波在公认的招生旺季几乎成为标配。

他们必须跟上英国人“一天一个城市”的节奏，他们必须承受恍惚间忘了房号、忘了下一个抵达城市的尴尬。

还好，英国校代的休假时间比体制内的单位多好几倍，在微信中“晒”得最多的，除了展会现场，就是度假风光，和英国人一样——

Work hard. Play hard.（勤勉工作，疯狂娱乐。）

他们是中国高校的座上宾，尽管时不常会遇到“您的学校在哪儿”的问询，但仍会不厌其烦地为合作方讲解英国大学的基本情况，布道一样深入浅出地与中方熟悉的场景勾连起来：“相当于咱们国内xxx大学”，“就好比美国的常青藤”，“这一优势可以比肩牛津、剑桥”。

毫不夸张地说，英国校代几乎人人都是“话唠”、演说家。在英国课堂里“舶来”的演示（PPT）、讨论发言、演讲的素养，加之业务中相同的话说上一千遍的实践，于是再木讷的嘴也能滔滔不绝，而且精进成随机应变、现场取材，所以，必须给他们限定时间，否则什么样的活动都会变成独角戏或单口相声。他们能忽悠，却并不屑于纯销售的“多多益善”，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捍卫着录取和道德的底线，而不愿苟且地去拿不明不白的钱。

曾几何时，他们始终是独往独来，单兵作战，远离英国，仿佛浩瀚大洋中的一个个孤岛，而心理上的距离更是遥不可及。国际化并不都是令人愉悦的默契与交流，很多情况下，国际化就是摩擦、冲突，本质上是文化的砥砺。

文化的碰撞疏离了自己与“组织”，归属感变得稀薄而脆弱。英国校代终于意识到，脱离国内体制的自由，是用孤独换来的，仿佛《叛舰喋血记》中绝望的独白：We are not locked in; we are locked out. （我们逃出了牢笼，但却无家可归。）

英国校代在市场运作与非盈利机制的二律悖反中忙得团团转，却始终走不出英国人（或者说英国院校）设下的迷局。他们投鼠忌器，想向英国人发火，又担心丢掉工作；想干脆得过且过，又不甘心错过唾手可得的市场机会。其实，他们纠结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他们经常在两种文化的冲撞中自我迷失。

终于，他们在文化磨合中浴火重生，打破了英国大学间的隔膜，最终找到了——确切地说是建立了——“组织”。

2015年1月，由英国校代和澳大利亚校代（包括英国赫瑞瓦特大学、英国邓迪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英国班戈大学、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英国罗伯特哥顿大学、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联合发起的“海外高校促进会”第一届峰会在北京举行，没想到“一发而不可收”，如今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100多个高校（以英国高校为主）的代表每个季度都在一起切磋、研讨，目前已经组织五届峰会了……

开放的胸襟是英国校代自我发展的开始，是英国留学行业自我升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