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单词developed可以翻译成“发达”，似乎也可以翻译成“发展过的”。我们认为美国是“发达”国家，相比而言，英国有些像“发展过的”国家。既然是“发展过的”，就没有继续发展的必要——靠着原先发展的惯性继续滑行。

谁能想到，我的第一份海外工作竟然是在一个叫Motherwell的英国小镇上。Motherwell在格拉斯哥市附近，属于“大格拉斯哥”（Greater Glasgow）范畴，地名有些怪，我曾以为得名于当地的一口水井。其实Motherwell来自盖尔语，意思是“水上的土地”（the land above the river），因为克莱德河（River Clyde）正好流经这里，与水井倒没有任何牵连。

这座常住人口不过五万的安静小城，在历史上竟然是苏格兰的“钢都”（Steelopolis），鼎盛时期，全城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钢铁行业，年产钢300万吨。像格拉斯哥一样，后来Motherwell的重工业也衰落了，代之以教育、服务业，Motherwell College成了支柱产业。

在英国MBA毕业后，我从实习生变成了英国学院（HND college，相当于中国的大专）业务发展部（Business Development）中国区项目经理，获得了工作许可（work permit），负责研究学院酒店管理专业（Hospitality Management）从中国大陆市场招生的可行性，拓展留学渠道，建立校际合作。

在英国，个人无法申请工作签证，只能由雇主代劳。程序比较复杂，据说无论什么职位，只要雇佣欧盟以外人员，必须登报公示，只有在一个时间段内没有合适的欧盟国家的人申请，才可以录用。显然，这是为了保护欧盟内部就业优先权。

这样一来，适合咱们中国人做的工作确实不多。总体而言，中国人的最大优势不是英语能力，不是执行力，不是跨文化沟通技巧，而是对国内市场的了解程度和在国内的工作经历。

我们被英国人雇佣，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帮助英国人开拓中国市场。不过，这在国际化的世界很正常。

业务发展部的负责人就是Anna，也是我的直接领导（line manager），她虽然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但能力强，干劲足，而且和蔼可亲，总爱问我一句：

Andrew, is everything fine with you? （Andrew，一切还好吗？）

有时，我可能是愣神间显出的疲惫或不知所措都会被她捕捉到，并被问及我的内心感受，有时如果她觉出我很踌躇的样子，甚至会让我早点下班休息。

在个体淹没的集体中待惯了的我，对这种殷勤还有些不大适应。在这里，个人的事总是第一位的。以前的工作经历让我觉得，工作就是去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被关注、被关心似乎不是工作中应有的元素。

正式上班的第一周，没有入职培训，没有宣读学院员工守则之类的繁冗程序，只是到人力资源部领回了工作合同和员工卡。之后，Anna带我到不同部门走了一圈，“隆重”地向所有同事介绍了我的学习、工作背景（她反复讲我是格拉斯哥大学的MBA，曾在中国的大型企业工作）和实习期间的突出表现。

我所在的办公室里并没有隔段，而是一个大开间，分布着4个工位。上下班时间并不是非常严格，不需要打卡或签到。办公室没有暖水瓶，也没有咖啡机之类的设备，喝水需要去餐厅或内部咖啡厅，那里有饮水机、热水、咖啡等。如果哪个同事出去买咖啡，无论是谁，都会问大家是否也需要来一杯。

办公区格外安静。即使打电话，大家一般在两分钟内一定挂机，手机一定是处于静音或振动状态，接手机总有种负罪感似的，一定要快步走出门外再交谈。这种似乎规范过的习惯还延伸到火车上（我那时上班要坐火车），车厢里只有亚洲面孔的人才会高声“煲电话粥”，进而遭到当地人的斜眼和皱眉。

说来惭愧，直到十年后我为母校格拉斯哥大学工作，与商学院的老师David聊天时，我的手机响了，只好躲到一边，回来时赶紧向恩师道歉。David反倒坦然地说：“咱们聊了这么久，你才接了一个电话。我和现在的中国学生说不上几句话，因为他们课上课下都在不停地打手机。”

我逃离了国内的体制，选择了体制外的英国“社会主义”。

与美国高效、无情、胜者为王的“资本主义”相比，英国（或者说欧洲）的“社会主义”效率则是完全另一道“风景”，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很亲切。

英语单词developed可以翻译成“发达”，似乎也可以翻译成“发展过的”。我们认为美国是“发达”国家，相比而言，英国有些像“发展过的”国家。

既然是“发展过的”，就没有继续发展的必要——靠着原先发展的惯性继续滑行。

在英国办什么事都慢，即使是大公司，在变幻莫测的市场面前，也总是显得步履蹒跚。

在这里，不完全是结果导向，更确切地说是人本主义。安静的环境是英式的宽容，没有完成任务不要紧，过程必须合规。这样，人与人之间也就没有必要太过意不去，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大家保持面子上的平衡。

这对于曾捆绑在集体中的我们来说，是一种另类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