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论云“情乃诗之胚”；我这篇枯涩的文字是“惑乃文之胚”。

作为巴黎《欧洲日报》专栏作家与文化记者的我，曾在巴黎采访过许多人文学科的讨论会。我感觉，所有人文的讨论会，和自然科学的学术会议迥然不同，相当尴尬又无奈：人文学者们宣读完论文后，常常会冷场，论辩很难得展开。

原因既清晰但又让人惊愕：因为每篇论文的基本概念都理不清，理还乱。举个例子吧。哈佛大学教授、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来巴黎宣讲“文化中国”，仅“文化”这个概念当下就有几百个定义在被使用。若要展开讨论，论辩者可以各自依据某个定义各说各话，无须偷换概念，就能在同一个概念下进行违反逻辑学同一律的诡辩。如果要让大家都集中到杜维明教授所下的文化定义上来讨论，马上就会对杜教授的定义的无法确定而展开无休止无结果的争辩。因为，在人文学科所使用的自然语言符号体系中，根本就不可能下一个外延和内涵均确定的概念定义。

根据信息论，所谓信息就是对不确定的消除。数学家兼哲学家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上册，第11页）中说“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反之亦然，不确切的就是非科学。那么，人文学科的学术讨论会，不可能消除不确定，岂不成了没有信息量的非科学的饶舌？

千古以追求发现真理为崇高目标的人文学科，被说成是“没有信息量”的论述，这太危言耸听了吧？

本文就来慢慢解析这个耸听的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