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贺直哉和郁达夫的小说都有着私小说的特征，它们在文体和内容两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点。

1.文体上的共同点

众所周知，日本的私小说起源于自然主义文学。平野谦（2001）在《私小说的二律背反》（载于《艺术与实际生活》，讲谈社1958年版）中将私小说分为两类，分别为破灭型私小说和调和型私小说。他把以自然主义为源头，并拥有自我暴露的性质，为了艺术创作不惜破坏自己私生活的小说归纳为“破灭型私小说”，也就是狭义上的私小说。将以白桦派的创作理念为基础的、描写日常生活、着重挖掘自我内心并寻求心境平和的私小说，称为“调和型私小说”。之前，久米正雄（1925）在《私小说和心境小说》一文中曾将忠实描写作者内心以及其心境的私小说，同将周边事物和自身素材进行艺术化创作的自然主义私小说进行了区分，并将前者称为“心境小说”。

菊池宽曾指出：“志贺的观照是完全写实的，他的写作手法从根本上说也是写实主义。”[155]他的名作《在城崎》从来都被认定是大正时期私小说的经典之作。志贺直哉自己也在《创作余谈》中谈道：“这是一篇完全和事实吻合的小说。”然而这种写实主义并非是单纯的写实。因为在志贺直哉的小说中，我们处处可以见到作者的理性与情感的纠葛、自我表现的强烈欲望以及简洁生动的描写。这种在小说中向读者抒发自身喜怒哀乐，寻求心境平和的理念正是区别于自然主义文学的显著特征。因而志贺直哉的私小说是调和型私小说，或被称为心境小说。

郁达夫的小说被称为自叙传小说，或是“身边小说”。这种小说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具有很强的自传性。不论是主人公“我”，还是于质夫，小说的内容基本上都与作者自身的经历以及心境吻合。并且郁达夫在小说中暴露自己灵与肉的矛盾以及变态心理，并将这种方法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手段，向传统的封建礼教发起挑战。对于自然主义文学，他在《五六年的创作生活回顾》中写道：“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失了。”[156]也就是说，他不赞同自然主义文学的写作手法，甚至还是反对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自传性是志贺直哉和郁达夫的小说共同拥有的特点。他们并不局限于死板的纯客观描写，也注重于作者内心的告白和人物内心的刻画。所以，他们的小说又都是有着个性的特点，是明显区分于自然主义的外在描述的。

2.内容上的共同点

除了在文体上存在的共同点之外，志贺直哉和郁达夫小说在内容上也有着不少相似之处。下面分主题和题材两方面来阐述。

A.首先看小说的主题。大东和重（2006）通过分析形式上的相似和文学观的共同点将志贺直哉和郁达夫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推崇“自我至上”的理念，并经常将其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来进行表现。“自我至上”的主题是志贺直哉的初期小说中最受瞩目的特征。陈秀敏（2012：127）认为，《范某的犯罪》（1913年）这篇小说在志贺直哉的创作史和精神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达到了“自我至上”理念的巅峰。小说讲述了一名年轻的中国杂技师范某，因在表演中用一把菜刀大小的刀切断了自己妻子的颈动脉而被捕。但是，法官不能轻易判断这件事到底是范某表演中的过失还是故意杀人。所以他分别召唤了杂技团团长、助手和范某进行审问。在审问的过程中，范某逐渐吐露了内心的真实想法，完成了对法官的告白。

“你想过要杀死妻子吗？”

范某没有回答。法官又问了一遍。虽然这样，范某也没有马上回答。接着——

“这件事发生之前曾经常想，妻子要是死了的话就好了。”范某回答道。

“这样的话，是不是若是法律允许，你可能早就会杀掉了你的妻子？”

“我从没有想过畏惧法律这件事。是因为自己太软弱了。因为太过软弱，所以强烈地想要过上‘本统’的生活。”（《范某的犯罪》，第159页）

上文是范某的自我叙述。范某因为妻子的不贞而感到苦闷，他虽然极力想要从这样的生活中挣脱，但却总是无能为力。范某将自己没能从当前生活中逃脱的原因归咎于自身的软弱。并且“因为太过软弱，所以强烈地想要过上‘本统’的生活”。范某的“本统”的生活是指摆脱当前的婚姻，随心所欲地生活，也就是顺从本心生活。因此，范某实际上是想做自己能掌控的事，本着“本统”的态度生活。这些描述都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范某自我至上的心理。并且也表现了志贺直哉想要保持本心，追求自我至上生活的理念。

在《范某的犯罪》中，范某理所应当地是志贺直哉的化身。除此之外，法官可以说也是志贺直哉的化身。小说的最后，范某向法官又一次表明了自己对妻子之死毫无感伤之情。法官听到范某的告白，“感到身体里不知为何涌上了一股兴奋感”，“当场写下了‘无罪’”。根据陈秀敏的分析，这个“无罪”的判决实际上是对范某行为的支持，是对志贺直哉的自我至上观点的一种自我肯定。所以，这个情节也表达了“自我表现”，抑或是“个性至上”的主题。

与之相对，郁达夫也认为文学创作应当和自我表现相结合。他的一系列自叙传小说，如《银灰色的死》（1921年）、《茫茫夜》（1922年）等，多多少少都带有“个性至上”的色彩。特别是在文坛成名作《沉沦》（1921年）中，他就痛快至极地将自己的想法完全表露了出来。他以亲身经历为蓝本，描写了“我”在日本期间的生活。郁达夫将“他”的“沉沦”用极为缠绵的抒情描写进行了直接的刻画，还表达了对人性和时代的悲哀，以及期望从感情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让自己的内心得到释放和升华的强烈欲望。这都是郁达夫对“个性”及“自我”的肯定。对此郁达夫自己也说道：“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样的写。”[157]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自我至上”的主题是他们创作的源泉，也是连接他们的桥梁。不论是《范某的犯罪》中的“范某”也好，还是《沉沦》中的“他”也好，实际上都是作者自己的化身。因而他们都顺从本心，通过小说主人公将自己的想法明明白白地表现了出来。

B.志贺直哉和郁达夫除了“自我至上”的主题之外，在创作题材方面也有着不少共同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对主人公的“病态神经”的描写，一个是家庭的不和的困扰，再一个是人道主义情怀的抒发。

（1）志贺直哉和郁达夫虽并非相同国家的作者，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赋予了笔下人物“病态神经”的特质。如广津和郎（1919）就指出：“志贺氏在当今的作家中，最具有近代文明中产生的尖锐复杂的病态神经。并且他对世纪末的颓废精神，比起以颓废精神为口号的人们来说更加了解。”[158]与之相对，郁达夫本人提倡小说是作家的自叙传。他将自己的“病态神经”作为素材，完整地表现在作品中。也正是如此，他的小说才引起了当时大多数作家的批判。

本文提到的“病态神经”主要指性欲、犯罪欲望、忧郁症等。其中，两位作家都有与“性欲”相关的小说。比如说志贺直哉的《浑浊的大脑》（1911年）、《大津顺吉》（1912年）、《暗夜行路》（1937年）等，以及郁达夫的《沉沦》《银灰色的死》等。在《浑浊的大脑》中，主人公津田违背了基督教中“勿**”的教律，感到了强烈的罪恶感，大脑渐渐变得浑浊起来；并在和阿夏的矛盾激化后，陷入错乱状态中的津田在幻觉中用锥子“刺穿了阿夏的喉咙”。本多指出，《浑浊的大脑》的“前半部分描写了主人公因性欲的烦恼——由于基督教的教条和性欲的压迫的‘双面夹击’产生的痛苦烦恼——而表现出来的冲动挣扎”，“后半部分则描写了放纵性欲的情况下产生的危险”[159]。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津田在性欲的折磨下依然已经成为一个“疯子”。

郁达夫在《沉沦》中也表现了性欲的问题。主人公“他本是一个非常爱高尚洁净的人，然而一到了这邪念发生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无用了，他的良心也麻痹了，他从小服膺的‘身体发肤不敢损伤’的圣训，也不能顾全了”。[160]“他”虽然想要制止这种“邪念”，但最后总是会屈服于自己的欲望。在肉欲和罪恶感的双重压迫下，“他”的精神状态渐渐恶化。若将两篇小说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津田和“他”都想要抑制住自己的性欲，但最终都失败了。并且两人都陷入了一面沉迷于女色，而一面又不断自责的窘境。津田最后被送入了疯人院，“他”的身体则是日益衰弱。

（2）再看家庭不和的题材。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受欧美自由民主风潮的影响，个人主义和家长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父子间的关系也面临着新的局面。父子之间矛盾加剧，其原因几乎都是由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异引起的。

志贺直哉虽然是家中的次子，但是由于兄长直行早夭，幼年时便作为继承人，被祖父母接到身边抚养。他深受祖父直道的人格的影响，却与父亲的关系不佳。志贺直哉的作品中，有着《大津顺吉》《某男，其姐之死》《和解》（1917年）三部曲。这三部作品都是以志贺直哉和父亲不和的亲身经历为蓝本进行创作的。其中，大正元年完成的《大津顺吉》可以说是其后一系列描写父子不和小说的预告之作。主人公大津顺吉一直深受基督教禁止**的教义以及青年人的“肉体的欲望”的折磨。他爱上了家中“皮肤略黑的十七八岁的女仆千代”，他和千代偷食禁果，并决意和她结婚。当然，这决定招致了父亲以及祖母的强烈反对，他们立即将千代遣送回了老家，因而大津对父亲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并萌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类似的情节其实在《和解》《暗夜行路》中也有涉及。这个情节包含了志贺直哉追求自我个性，并向父权发起挑战的意味。所以，父子间的问题可以说是研究志贺直哉及其小说无法回避的问题。

郁达夫在初涉文坛之时，也同志贺直哉一样有过被家人误解的经历。比如他在大学里几次三番转系的行为就很让他的兄长不满。除此之外，郁达夫和母亲之间也有着深深的隔阂。郁达夫在毕业后生计困难，赚的工资难以养家糊口，如在《茑萝行》（1923年）中所描写的，“我”从日本学成归国后身无分文，只能像逃命一般地回到家中。见了母亲的面也不敢打招呼，只是把两只皮箱丢到矮凳上，匆匆忙忙地藏到了楼上妻子的房间里。当然，这样的行为招致了母亲的责骂：“你便是封了王回来，也没有这样的行为的呀！……这两夫妻暗地里通通信，商量商量……你们好来谋杀我的。”[161]异乡漂泊的郁达夫其实只是想要得到母亲的安慰，但无奈母亲只关心钱财。所以我们不难想象郁达夫和母亲之间的矛盾。

（3）在人道主义情怀方面，志贺直哉肯定人性，提倡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菊池指出：“一般的写实主义者对人生、对人类的态度都太过于冷静、太过于残酷。与他们的冷漠相反，（志贺直哉的作品中）有着人道主义的温情。”

《学徒之神》（1920年）中贵族院议员A在偶然的机会下请秤店的小学徒仙吉吃了一顿寿司。但是仙吉并不知道A遇见过他没钱买寿司的事情，所以他一直认为A是神仙。而A在帮助了仙吉之后虽然感到了喜悦，但也奇怪地感受到了“寂寞、厌烦的心情”，更有着一种“像是做了不为人知的坏事一样的心情”。其实包括志贺直哉自身在内的很多有钱人、有名人都有着和A一样的心理，对于他们来说，帮助他人只是举手之劳，但因害怕他人的不理解，才常常有做了不为人知的坏事一样的心情。而A在做了好事后感到寂寞的原因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和A一样出手帮助他人的情况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志贺直哉在表达对身边的人的同情，赞赏A的行为之余，也有着对当时日本社会的冷漠状态的批判。他在《到网走去》（1910年）、《灰色的月》（1946年）、《正义派》（1912年）等作品中也表现了这一主题。对下层人物的关心和正义感正是志贺直哉的“人类的道德感”[162]。

肯定人性、同情弱者的情节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也有体现。《春风沉醉的晚上》（1923年）、《薄奠》（1924年）、《微雪的早晨》（1927年）这三篇小说就对普通人的不幸遭遇表达了关心。其中，《薄奠》是最具人道主义色彩的作品。[163]“我”在乘坐人力车时，看到车夫弯曲的背脊时总是感到很难过，因而，“我”常常和他交谈，并想多付车钱给他，但都被拒绝了。之后某天，这位贫穷而正直的车夫不知为何溺死在河中。“我”虽然想要实现车夫的愿望——拥有自己的人力车，但苦于囊中羞涩，只能买了一辆纸车作为祭奠。小说全篇洋溢着“我”对车夫的同情之心。虽然“我”不能带着车夫脱离苦海，但也是尽力帮助了他。

中国作家孙犁曾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164]志贺直哉和郁达夫能长久地被别的作家和读者所喜爱的原因，就是因为作品中蕴含的道德感和人道主义温情。因而两位作家通过小说来表现人道主义绝非偶然，而是必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