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虽是在日本大正文学的熏陶下开始文学创作的，但他的自叙传小说和志贺直哉的心境小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文也将从文体和内容两个方面来比较两者的不同点。

1.文体上的不同点

文体特征是一种总体的、外在的特征。如前文所述，不论是志贺直哉还是郁达夫的小说都有着“私小说”的显著特征。他们都将自己的经历作为创作的对象，凭借艺术化的手法彰显着自己的个性。但虽然如此，他们的小说文体中仍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

首先，相对于志贺直哉的调和型私小说，破灭型的私小说对郁达夫创作的影响更大。郁达夫被称为“中国的佐藤春夫”。他的自叙传小说虽然是模仿私小说进行创作的，但相对于志贺直哉的“心境小说”，其作品风格更接近于佐藤。比如他的《沉沦》就和佐藤的《田园的忧郁》（1918年）一样，充满了忧郁、孤独、伤感等颓废的情绪。与之相对，志贺直哉的心境小说虽然也有着病态心理的描写，但最终都还是达到了“平和”的心境。如《在城崎》（1917年）中，“我”目睹了蜜蜂、老鼠和蝾螈的死亡后，意识到生和死并非两种极端，自己的精神由此得以升华。

其次，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不仅有着自叙传的特点，还富有抒情性。抒情性是指作家将自身对客体的感情作为主要描写对象，表现内心的心理变化和感受。郁达夫在创作时主要着墨于主人公的情感和内心变化，以抒情的语言完成写作。他的抒情性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屠格涅夫、卢梭、歌德等作家为代表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二是日本自然主义私小说中的浪漫主义因素。[165]在《沉沦》中，就经常有着“人生百岁，年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这最纯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166]之类的抒情。所以，郁达夫的小说往往有着浓烈的情感色彩，有着近乎抒情诗的特质。而志贺直哉的小说则是用冷静并简明的描述表现主人公的心理状况，用朴素平实的语言来打动读者的内心。

因而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志贺直哉和郁达夫的小说虽然都带有自传性的特点，但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有着区别。首先是心境小说以及破灭型私小说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其次是由叙事性和抒情性所体现出来的差异。

2.内容上的不同点

前文中我们发现，志贺直哉和郁达夫都选择了主人公的“病态神经”、家庭的不和、人道主义三个题材作为创作对象。那么他们选择这些题材的目的是否是完全一致的呢？下面将对两位作家的小说进行对比分析。

A.“我”的不同

志贺直哉和郁达夫的小说中，自我意识是作品的中心，也是创作的根本。王向远指出，自我意识的表达是同自我和时代，以及自我和社会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为了更加深入研究志贺直哉和郁达夫的小说，必须要厘清他们小说中的“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日本的私小说素来被认为是日本文学中独特的领域。私小说作家在创作时往往只注重挖掘自己的内心，或是描写周边的景物，所以不论是破灭型私小说作家还是调和型私小说作家，实际上在作品中都不关心应有的社会意识。志贺直哉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是基本认同的，因而在作品中所表现的苦闷大多也是对家庭、恋爱和婚姻等的不满。如他在《创作余谈》中也谈到创作《和解》（1917年）这篇小说的“动因”来源于自己同父亲关系得到和解的喜悦，而并不是因为某种“主题”而写的。所以，志贺直哉的“我”是没有被“社会化”的。

而在这方面，郁达夫的小说与志贺直哉的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郁达夫推向文学创作道路的原因中，有以下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在异国受到轻视后所形成的爱国之心的激发，二是受到五四运动精神的感召。他在《沉沦》《茑萝行》等小说中自觉地将“我”和社会，或是作为“社会阶级”的一员，同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在《沉沦》结尾的三句呐喊[167]，暗示了主人公的自杀是因为国力的孱弱，表现了郁达夫强烈的社会意识。若根据私小说的标准来看，《沉沦》可以说是一篇失败的私小说。但郁达夫写小说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咀嚼内心的痛苦，他大胆地将自己的遭遇和不幸暴露给读者，让读者知晓其原因，唤起读者的共鸣。

只关注自己的生活、不关注社会是日本私小说的特点。而郁达夫的小说中蕴含着忧国忧民的意识，体现了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也正因为如此，“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将两位作家的作品区别开来。虽不能由此判定两者作品的优劣，但是他们都是在小说中体现了最真实的自我。

B.告白的不同

伊藤整指出，日本近代小说的根源在于作家本人的告白。这里的“告白”是指在小说中坦露自我意识、行为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志贺直哉和郁达夫的小说明显有着这样的特点。根据上面“我”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差异，两位作家小说中的“告白”也就具有了不同的色彩。

日本私小说中的自我暴露和基督教的“忏悔”的性质相似。王志远认为志贺直哉的告白也是自我忏悔的一种，而陈秀敏认为志贺直哉实际上是反对自我忏悔的，志贺直哉推崇自我个性至上，虽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有过挣扎，但他最终总是顺从自己的心意，理性被感性所压制。《暗夜行路》的主人公时任谦作完全可以说就是志贺直哉本人的代言者。小说中有这样一幕：“蝮蛇”阿政将自己一辈子的劣迹编成戏，在祇园的八坂神社下的一家戏园子里演出。谦作在深夜路过时，看到剧场门口挂着一张广告。上面写着：“为了忏悔，演出自己的身世。”对此，谦作旗帜鲜明地对阿政的忏悔行为提出了反对，认为她是欺世盗名之辈。[168]

志贺直哉认为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罪行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论怎样在别人面前坦白自己的罪行，其罪恶都不会消失。并且忏悔的行为对于自己、对于他人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反而可能会对他人造成伤害。所以说，志贺直哉是不赞成在大庭广众中忏悔这一行为的，他认为只有从内心反省自己，才能消除恶念并达到平和的心境。如谦作在小说最后，在融入大自然的过程中，让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恢复了澄澈的心境，这种心境正是志贺直哉追求的最高心灵层次。所以，志贺直哉的告白是为了要让自己的心境重归平和，而不是进行忏悔。

相对于自我忏悔，郁达夫的告白更像是自我和社会关系破裂的宣言。换言之，他的告白不是对自我的生活的绝望，而是对时代和社会的不满。

哎哎，这悲剧的出生，不知究竟是结婚的罪恶呢？还是社会的罪恶？若是为结婚错了的原因而起的，那这问题倒还容易解决，若因社会的组织不良，致使我不能得到适当的职业，你不能过安乐的日子，因而生出这种家庭的悲剧的，那我们的社会就不得不根本地改革了。（《茑萝行》）[169]

上文中，主人公将生活的失败完全归咎于社会的不作为，他没有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反而将责任推给了外部的因素。对于郁达夫来说，个性和自我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评判所有事物的标准。他虽然也知晓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但还是将其产生的原因推到了社会制度的落后上面。当然，郁达夫在小说中也有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进行斥责的情节。比如他在面对自己的强烈性欲和偷窥行为时，就咬牙切齿地骂自己为“畜生！狗贼！卑怯的人！”此外，书中人物于质夫也曾骂过自己是“用金钱**人的禽兽”。但是他在自责的同时，也在为自己进行辩解。特别是他在《茑萝集〈自序〉》中写道：“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不得不如此自遣耳。”[170]所以，郁达夫的告白实质是一种自我辩解，是让别人了解自己，并原谅自己的错误以及不道德的行为。

C.人道主义的不同

20世纪初，随着失业、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矛盾的加剧，中日两国也都进入了社会的不安定时期。面对这样的情况，志贺直哉和郁达夫都纷纷在小说中对人们的不幸表达了同情。但是他们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却有着根本的不同。

志贺直哉的人道主义温情是出于人间正义的爱。《到网走去》描写了他的一次旅行经历。“我”受在宇都宫的友人之邀，在某个八月炎日的傍晚，登上了从上野到青森的列车。在客车上，“我”遇到了一位到北海道的“网走”去的“二十六七岁脸色白净头发稀薄的女人”。她背着一个婴儿，还挽着一个七岁模样的男孩。“我”和邻座的女人虽只是萍水相逢，但见到她的不幸遭遇后便生出了同情之意。“这个母亲会被她的丈夫逼死的，即使从丈夫手里留下一条命，也有一天一定会被这孩子折磨死。”这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善意。所以准确来说，志贺直哉的人道主义是存在于人和人之间的最纯粹的一种情感关怀。

郁达夫也有着关注下层劳苦人民、尊重他人的作品。但是，他的人道主义往往伴随着对现实社会的失望。比如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一文中，郁达夫描写了一名叫“陈二妹”的女工形象。她在香烟厂工作，是“我”在上海的贫民窟的邻居。陈二妹虽然每天要做十个小时以上的工作，还经常要加班，但是却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我”虽然同情她的遭罪，但却不能帮上任何忙。小说的本意原是为了赞扬陈二妹的善良和真诚，但在“我”对她表达出来的关心中，也不难看出郁达夫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痛恨自己的无力，社会的无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造成陈二妹不幸生活的罪魁祸首。所以，郁达夫的人道主义是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表达对不幸遭遇的同情之时，也在发掘着不幸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志贺直哉的人道主义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郁达夫的人道主义则是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试图通过小说来反映出社会的不公正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