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著名的小说家。他少年时代就受到中日古典文学的熏陶，并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很早就显露出文学才华。还在东京大学求学期间，他就发表了小说名篇《罗生门》，1916年他又以成名作《鼻子》和其他著名短篇崭露头角，确立了新星作家的地位。直到35岁因精神困扰服毒自杀为止，在短暂的一生中，芥川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其他形式的作品，在日本文坛获得“鬼才”的称号，对日本现代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其作品的特点是寓意深刻，描写细腻，结构精巧，经得起反复玩味。

本文要论及的《鼻子》正是这样一个脍炙人口的名篇。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说的是寺院中一位名叫禅智的内供，长着一只超长而怪异的鼻子，每天吃饭都要别人帮他把鼻子掀起来才能进行，不但不方便，而且遭到众人的议论和嘲笑，很没有面子。他想尽了一切办法，除了做心理上的自我调适之外，还到处求医，试图将鼻子缩短，但全都无效。后来终于有人教给他一种方法，把鼻子缩短了，但他发现周围的人不但没有停止嘲笑他，而且笑得更厉害也更怪异了。内供百思不得其解，对自己的做法后悔不已。直到过了一段时间，内供的鼻子又自动恢复了原样，他才“心情又爽朗起来”，认为“这样一来，准没有人再笑我了”。[87]

作者在小说中有一段直接的议论：“人们的心里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当然，没有人对旁人的不幸不寄予同情的。但是当那个人设法摆脱了不幸之后，这方面却又不知怎的觉得若有所失了。说得夸大一点，甚至想让那个人再度陷入以往的不幸。于是，虽说态度是消极的，却在不知不觉之间对那个人怀起敌意来了。内供尽管不晓得个中奥妙，然而感到不快，这无非是因为他从池尾的僧俗的态度中觉察到了旁观者的利己主义。”[88]通常，人们就把这一段直白的议论当作是芥川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即揭露人性中的冷漠无情和自私心理。至于对禅智内供的评价，则有人认为内供“是一个贪图虚荣、自尊心极强的人”，作者“深刻勾画出禅智内供那过于神经质的自尊心与虚荣心，讥讽了这种人内心的软弱与可悲”。[89]总之，“芥川龙之介注重对人、人生的观察，洞悉市民阶层的弱点”，如“过分意识自我，时刻以他人的言行作为修正自己的参照从而完全丧失自我，同情弱者但又嫉恨弱者变强，以同情作为平衡心理的砝码，利己自私……这个短篇也正是要对市民阶层的这种心态进行讽刺与鞭挞”。[90]

日本学者也有与此类似的观点：“《鼻子》的主人公……装出一副出家人不在意外表的样子，但实际上他看重的并不是佛门之道，而是在他人眼里自己的形象”，芥川“通过这些人物描写了人的虚荣心和利己主义”。[91]这些评论应该说大体上都是不错的，但总觉得还未能深入到作品的内部和作者本来的主旨。

其实，《鼻子》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文本，其复杂性在于它所蕴含的内在寓意绝不是表面上写出来得那么直接单纯。人类有一种对同胞幸灾乐祸的心理，一个人在社会上承受不了舆论和周围人眼光的压力——这都是一些非常通俗的大道理。如果把小说看作仅仅是这些道理的图解，那就很难解释像夏目漱石这样的大师对这篇小说的高度赞赏了。[92]我认为这篇小说还隐含有更深一层的含义，这就是立足于宗教拯救的角度，围绕着人生境界所做的一种探求和挣扎。

一般说，人都是有弱点的，只不过有的表露在外，有的隐藏于内，所以人生在世，谁都免不了要想办法克服和掩盖自己的弱点。内供的长鼻子显然是一个弱点，“确实不便当”，没有任何好处，只能带来麻烦，承认这一点就是一种自然和素朴的态度。但作者说，这一点还并不是内供为鼻子而苦恼的主要原因，“说实在的，内供是由于鼻子使他伤害了自尊心才苦恼的”。这样一种“自尊心”就不完全是一种自然的态度了。当一个人处处用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和评价自己时，他的行为就会像内供那样，变得矫揉造作，又是照镜子，又是摆姿态，并且平添了许多忌讳，对他人的态度十分敏感。在小说里，作者对内供的这种心态并没有做恶意和刻薄的嘲讽，而是运用许多细致的心理描写，在讽刺的同时表达了一种理解和同情，因为这种事摊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很难超脱的，作者所表现的只是人之常情而已。人生活在社会中，除了少数特立独行的天才，或是唯我独尊的狂人，他不可能不用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作者只是借内供这样一个普通凡人来揭示人生的常态。所以一个具有同情心的人在嘲笑内供的同时也应当嘲笑自己，嘲笑人性的（并非仅仅“市民阶层的”）弱点，而不是一味谴责他的“虚荣”。至于周围其他人的幸灾乐祸和“利己心”，其实也不一定就是什么大恶。所以作者并没有说这些人是有意要害人，他们本来“没有人对旁人的不幸不寄予同情”，他们只是不自觉地对他人的幸运“若有所失”甚至“心怀敌意”。但正因为不是他们有意造成的，人的这些弱点才是他们的根本弱点，是人类单凭自己的自由意志绝对克服不了的。这就不难理解芥川在描写人性的这种不自觉的恶习时，是怀着一种宗教式的悲悯情怀的。人的弱点在他眼里就是人与生俱来的罪。

所以，当内供发现他并没有因为成功地缩短了自己的鼻子而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遭到了更刻毒的嘲笑时，无计可施之下，竟然怀念起过去鼻子长的时候来。因为那时的嘲笑还只是对他的身体的嘲笑，这会儿却是针对他的心灵，即笑他改变自己身体处境的努力。对身体的嘲笑还是可以抗拒和不加理睬的，但对心灵的嘲笑却是伤及做人的根本的。这种怀念的心情，应当说是他的人生境界的一个更高飞跃的开始，说明他对于针对他身体的嘲笑已经有了免疫力。因此，对于他的鼻子在后来恢复到原来的长度，内供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释然之感，觉得一切还是还其自然本色的好。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内供的人生体验达到了一种“返本归真”的更高境界，他的心路历程类似于青原惟信[93]所说的禅宗“三般见解”：“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94]

显然，内供从小生就的长鼻子，除了生活上带来的“确实不便当”外，本没有什么可嘲笑的。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周围的人要笑他，那是他们的不开悟。小说中一开始说他“打原先当沙弥子的时候起，直到升作内道场供奉的现在为止，他心坎上始终为这鼻子的事苦恼着”。

显然，在他“当沙弥子”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并没有这一层苦恼，按通常的说法，他那时还“不懂事”，相当于青原惟信所谓“未参禅时”的第一重境界。内供的苦恼来自于他进入沙门、初步建立起他脆弱的“自尊心”以后，是他“亲见知识”、即知道了世人对他的嘲笑态度并感到自尊心受伤时的产物。这时在他眼里，山已不再是山，水也不再是水，而是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他希图对自己的形象加以人为的修饰和改造，而且果然改造成功了，但并没有获得自己心灵的归宿。此为第二重境界。最后，当他恢复自然本色时，他终于悟到了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人生本来并无烦恼，庸人自扰之，一切人为的努力和做作都是毫无意义的，这时他的心情反倒“爽朗起来”了。当然，后面这第三种境界并不是简单回复到了第一种无知无识的天然境界，而是经历过了人间的冷暖炎凉之后的一种彻悟和看透，一种返璞归真和大智若愚。在佛教中，这就是一种解脱成佛的境界了。

当然，作者本人在这里并未直接明言佛门禅理，他只是在凭感觉体悟来表现内供的内心变化和心路历程，这也是一个作家的本分。但这种感觉无疑是与他自己一贯对人生的体验、特别是宗教体验有密切联系的。芥川从少年时代起就熟悉佛教文化和典籍，早在初中时他就热衷于对佛教的探索，在由后人整理出版的《未定稿集》中收录有中学时代芥川所写的探讨佛理的文章如《释迦》《菩提树——三年的回顾》等。[95]进入青年时代，他除了继续在佛教中寻求解脱之道外，同时还越来越关注基督教，所写的以基督教为主题的作品达七部之多。他自杀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西方人》和《续西方人》就是谈基督教的，死前枕边放的是一本打开着的《圣经》。这都是他在各种宗教，特别是佛教和基督教中寻求人生解脱、左冲右突而不得的表现。他有许多小说都取材于佛教传说和带有佛教意味的历史故事，就如这篇《鼻子》，不但描绘的是佛家的日常生活，而且取材于日本古代故事集《今昔物语》，而《今昔物语》则是受到众多民间的“佛教说话集”的影响演变而来的“世俗说话”的代表作。[96]不过，在《今昔物语》中，《鼻子》那篇小故事并没有深入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只是说到一位身为内供的和尚，鼻长五六寸，呈紫红色，看上去就像一包橘子皮，已皲裂，奇痒难受。后来得一妙法，于酒壶中把水烧热，将鼻子放进热水中烫，再让人在上面踩踏，果然使鼻子缩短了。但过了几天，鼻子又自动恢复了原样。[97]芥川以这一简单的故事情节为依据而进行了合理的想象和创造，赋予了历史故事以现代人的心理体验，表达了他对人生的远为丰富的感受和思索。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小说本身所体现的这种禅意。如果不悉心体会，这层寓意就不容易把握到。

实际上，如果芥川真的如同人们所想的那样，通过插入上面所引的那一段直接的议论，把小说的主题限定在对人们的“旁观者的利己主义”的批判上的话，这种手法就只能说是一个败笔，犯了文学的大忌。例如三好行雄在其《芥川龙之介论》（筑摩书房1976年版）中就认为，关于“旁观者的利己主义”的那段话“有削弱主题深度之憾”，并将这篇小说评价为“创意非常之浅”[98]。与众多盲目称赞的评论者不同，三好行雄说的是大实话，他说出的是自己对作品的直接感觉。但这种感觉的前提却和其他人一样，是建立在对小说主题的上述通常的解释之上的。很难想象，一篇受到过夏目漱石这样的行家高度评价的作品会出现这种简单化和概念化的毛病。好的文学作品不应当把自己的主题立意用如此直白的方式说出来，而是会尽量用形象的不露痕迹的描述让主题自己流露出来，这正是芥川作品的拿手好戏。依我之见，芥川那段话的用意其实并不在于直接点明主题，而只是一种铺垫，为的是从外部环境来烘托内供的内心冲突。只有从这一角度，我们才能确切地把握这篇小说的内在意蕴和真正价值，从而理解到它究竟好在哪里。在我看来，小说的妙处主要并不在于对人性弱点的揭示和批评，而首先在于对人物内心力求摆脱烦恼的那种微妙情绪及其自然变化的刻画，但更妙的则是小说的结尾。

小说最发人深思的是最后一句话：“内供在黎明的秋风中晃**着长鼻子，心里喃喃自语道：这样一来，准没有人再笑我了。”[99]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显得如此漫不经心和随意带过，不注意的读者完全可能将这句关键性的话漏掉了。但其实这句话回味无穷，后面暗含着没有说出来的千言万语。首先，今后是否没有人再笑内供了，这完全是个未知数，更有可能他会一如既往地受到人们的嘲笑，甚至是更厉害的嘲笑。因为这时内供的事情经过反复，成为一个有趣的“故事”，人们讲起来会更加津津有味，更能满足他们的虐待心理。其次，正因为如此，内供的这种喃喃自语不大可能是一种对未来的客观估计，而更有可能只是一种主观的担忧和祈愿，而这种祈愿表明内供虽然经过了类似于佛家三重境界的内心历程，却仍然无法摆脱世俗之见，害怕别人的嘲笑，最终还是以他人的眼光作为自己的价值标准，显露出内供心中人性固有的软弱。第三，由此可见，禅宗教人超脱的那些巧妙法门其实也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根本无法拯救人心，而是本身包含有自相矛盾的东西。因为，假如上述第三重境界“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只是简单地忘掉第二重境界而回复到第一重境界，那么正如内供最初不得不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矫揉造作和虚荣状态一样，人总是会有重新堕入第二重境界的可能，一切就又会从头开始，进入新一轮循环，人心将永无真正解脱之日；但假如第三重境界中必须包含有第二重境界，因而不是真正将第二重境界浑然忘却，而是在更高的阶段上回复到第一重境界，那同样会永远存在有第二和第三重境界之间的矛盾，交替地此消彼长，谁也克服不了谁。在两种情况下，最后的解脱都是不可能的。内供的那句话正表明了他重又向第二重境界的跌落。第四，这正好就证明作者虽然深谙佛理，但在思想上其实已经超出了佛家的限度，整个小说最后一转，反倒成为对佛家人生境界的一种不动声色的批判了。正如有的学者曾指出的那样：“芥川觉悟到不能把解脱的希望寄托于宗教，对宗教的关注最终以失望而告终。这种彻悟没有使芥川如释重负，而是更把他引向了怀疑人性、虚无黯淡的道路。”[100]

芥川对佛教情怀的超越在其他小说中也可以找到佐证，例如他的另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蜘蛛丝》中。[101]小说描述释迦牟尼在天堂俯瞰地狱，见一大盗在苦苦挣扎，念其曾偶尔对一只蜘蛛心怀恻隐之心，于是垂一蜘蛛丝救拔之。谁知大盗在沿丝攀援、即将获救之际，见其下众多鬼魂接踵而上，恐其坠断蛛丝，连累于己，于是怒喝众鬼魂松手，这时蜘蛛丝突然断掉，大盗重堕地狱。“世尊面露悲悯之色，又重新踱起步来”，而“极乐莲池里的莲花，并不理会这等事。那晶白如玉的花朵，掀动着花萼在世尊足畔款摆，花心之中金蕊送香，其香胜妙殊绝，普薰十方。极乐世界大约已近正午时分。”[102]

最后这段不动声色、悠游适意的描写，与地狱中的悲惨景象形成强烈的对照，颇具讽刺意味。这篇小说的寓意正好与《鼻子》一样，表面上可以解释为人心太黑暗，因自己的私心和恶念而不能得救，但背后隐含的意义却可以解释为宗教高高在上，并不关心人间地狱的真实痛苦，人类具有无法根除的原罪，根本不用妄想依靠信仰而得救。后一种解释应当说更适合芥川思想的发展，可以很好地说明他为什么从佛教突入基督教，并广泛涉猎犹太教、伊斯兰教等等，最终却并没有在宗教中获得解脱。他后来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与他精神上的这种苦闷和无出路不无关系。例如他在晚期的一部涉及宗教的作品《河童·十七》中慨叹道：“椰子花与竹子下／佛陀早已沉睡。／路边枯死的无花果树／基督也和它一起死了。”[103]这正是他在四处寻觅之后对一切宗教感到绝望的心境写照。

回头再看《鼻子》的深层寓意，我们就可以将其向更深层次挖掘，直挖到芥川思想中的内在矛盾，即佛家拯救思想对他的影响与他对这种思想的日益怀疑和批判态度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