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贺直哉（1883—1971）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与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同为“白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以一种透彻的写实主义和冷峻的人生观照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而在作品的最深处则渗透着对人性的理解和温情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在城崎》（1917年）则是当时盛行的“心境小说”的代表作，发表时在文学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后又被选入中学教科书。正如日本文学评论家红野敏郎所说的：“在志贺直哉的全部作品中，这篇《在城崎》所占据的位置是相当重要的，而且，要看清近代文学史上的诸问题、特别是大正时期文学性格的格局，它就决非可以无视的作品。就是说，要研究在大正时期值得留下的日本独特的私小说、心境小说的本质方面，这篇作品往往是信手拈来加以讨论的作品。”[73]本文试图对这篇小说中所表现的死亡意识的主题做出自己的分析。

在《在城崎》这篇小说中，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讲述了自己于车祸受伤后去城崎温泉疗养时的一段亲身经历和观感，并由此生发出对人的生死的一番慨叹。据说志贺直哉在受伤前不久，刚刚完成一篇同类题材的小说《事件》，描写他所亲眼看见的一个陌生孩子被电车撞伤而幸免于死的场景。按照他自己在《创作余谈》中所说的：“写完这篇小说的当天晚上……看了一场业余相扑，回家时沿铁路线边正走着，不知怎的，我被省线电车从后面撞了，受了重伤，暂时住进了东京医院，身处危难而得救了。”[74]这真是如有预感，并更加促使了他对死亡问题的贴近的思考。红野敏郎曾比较了这两篇同一题材的作品：“在《事件》中，即使是‘自私的喜悦’，对于人之生和死的问题他始终有着强烈的兴趣，甚至坦率地表明，他的喜悦已达到‘愉快的兴奋’的程度。而在《在城崎》中，他首先要思考的是自己为什么没有死的原因，而不是单纯地庆幸自己得救。‘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是自己必须去做而留住了自己的性命的’，由于这样想，他于是心情变得平静，仿佛‘对死产生了一种亲近’。这种‘对死的亲近’的感情，形成这部作品主题的基调。”[75]对两次车祸的感受，第一次涉及别人，引起的是对一般生死问题的思考；第二次涉及自己，所引起的是对死亡更贴近个人的思考，即“自己为什么没有死？”这种思考显然更具有哲理的深度。

小说没有什么情节，只有身体受伤后的一些心境和遐思，以及一些并不连贯的场景。作者一开始就描述这种以养伤为目的的旅行带来的闲适的心情：孤身一人来到城崎温泉，内心少有的宁静平和，加上气候宜人，无人打扰，一个人看书写字，从容散步，是一种适合于思考那些超越世俗杂务的终极问题的良好心态。“我”沿着流经市街的小河漫步上山，观察水塘里的游鱼和一动不动的螃蟹，看到大自然的寂静中蕴含着勃勃生机。“我”不禁油然回想起当初发生车祸时的恐怖场景，和自己侥幸生还的不可思议的机遇，但却并不感到恐惧，反而感到与死亡有一种“微妙的亲近”。经历过与死神面对面地擦身而过的人，总能更真切地体会到人生的真相，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生与死的贴近。这给下面“我”对那些小生命的生死处境感同身受的沉思做了很好的铺垫。

小说先后描写了三个不同的小动物的死亡情况。首先是在屋顶上繁忙的蜂房边一只一动不动的死蜂，在它趴在那儿的三天时间里，周围来来往往的勤劳的蜜蜂若无其事地干着自己的工作，那么生气勃勃但又冷漠无情，没有谁因为这具小小的尸体而受到打扰，或停下来关顾一下自己昔日的同伴。直到第三天夜里下了一场暴雨，死蜂的尸骸才消失了。在“我”的想象中，死去的蜜蜂大概是通过排水管道被冲到地面去了，仍然是那样蜷缩着腿脚，触角耷拉在脸上，一身泥水地静躺在某个角落里，无人注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外面照样喧闹繁忙的生活，那些精力充沛的蜂群每天仍然在盛开的八角金盘上面不停地劳作，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我”此时并无伤感，而只是平静地想到：“一生都在忙碌动**的蜜蜂，现在终于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了，真是安静得很啊！这种安静使我感到如此地亲切。”[76]所谓的“如此亲切”，是指生和死都是天地之间的常态，真的没有必要去强调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而应该像那些沉浸在工作中的蜜蜂一样，用一种平常心去对待死亡，甚至对于同伴的死都无动于衷。这样看起来显得有些冷酷无情，其实倒是参透了大自然的本相，是一种更高的智慧。我们大家都要面临死亡，生生死死本来是自然界最正常的事，用不着大惊小怪的。重要的是在活着的时候要做好自己的事，死的时候坦然就死，对自己、对别人都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就会对生死问题获得一种超然的平静心态。

这就是作者通过一只忙碌工作的蜜蜂的死所引发的对于死亡的第一层思考。死并不可怕，死是生的朋友，当死亡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像迎接一个老朋友一样迎接它，不用任何仪式，只要一颗平常心。然而，更进一层的思考是由一只逃命的老鼠引起的。

“我”在温泉附近的公园散步时，看到人们在围观一只在河水中挣扎的肥大的老鼠。那老鼠的脖子上被刺穿了一根用来烤鱼的铁钎，这铁钎阻止老鼠靠近岸边的石壁，使它无法上岸逃生。看来老鼠获救的希望十分渺茫，但在围观人群的哄笑声中，老鼠仍在奋力拼搏。它似乎认为，只要自己努力争取，就一定会闯出一条生路，于是又带着脖子上的铁钎游向河中心去了。而在岸上的人群看来，这只老鼠是死定了，他们纷纷起哄，把石块扔向河中心的老鼠，以庆贺这只老鼠的悲惨的灭亡。

老鼠的死，或者说老鼠临死前挣扎的过程，在“我”的本来平静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原来，死亡本身虽然是宁静的，但是在死的宁静到来之前，一切有生命的存在都会经历如此恐惧而痛苦的挣扎，这同样是极自然的。面对死亡，一个尚存有剩余的生命力的生物必定会倾其全力予以抗拒，哪怕明知是徒劳的挣扎，也不会甘心束手就擒，这难道不也是最普通的人之常情么？于是“我”又回想起自己当时因车祸被送进医院时的心情。“我”在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正像这只老鼠，想尽了一切办法自救：自己决定进哪家医院，嘱咐人家事先通知医院做好手术准备，并对手术的预期后果感到担心。这样看来，平静地接受死亡的命运固然高超，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轻易做到的。就如“我”自己，虽然已经悟到应该像蜜蜂那样听天由命，但如果再次面临死亡，仍然会拼命抗争。然而，这两种同样是自然的对待死亡的态度，究竟哪一种更为可取呢？作者在这里似乎有些动摇不定了。正在这时，一种更为透彻有力的眼光加入进来，使这个问题本身变得毫无意义了，这就是：生也好，死也好，听天由命也好，奋力抗争也好，这一切都不由人自己决定，而是取决于冥冥中的偶然的命运。这一点体现在小说中的第三只小动物蝾螈的死之上。

在见到这只小动物之前，作者有一段对桑树叶的描述，是历来评论家感到困惑不解的。小说里讲到，在老鼠事件之后过了不久，一天傍晚，“我”向山上走去。

路边有一棵大桑树，在伸向马路的树枝上，只有一片叶子以同样的节奏在抖动着。四周没有风，除了河水的流动外，一切都在寂静中，唯有那片叶子在不停地抖动。我感到不可思议，多少也有些恐怖，但又有点好奇，于是走上前去，抬头看了它许久。这时有风吹来了，但那片抖动的叶子却又不动了。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似乎觉得自己对这种情况更能了解。

小说发表后，这段意义含糊的话引起了众多读者和评论者的疑惑，特别是“原因是不言自明的”这一句，人们纷纷向志贺询问究竟是什么意思。后来志贺不得不在《再续创作余谈》中做了专门的说明，但仍然使人不得要领。如须藤松雄在谈及这一处时承认：“这一片叶子动向的说明，我自认为是不理解的。尽管在《再续创作余谈》中做了反复的说明，但我还是不太明白，可能是我缺乏对这种事象的理解力吧。”他只是强调，“尽管如此，作者非常重视这片叶子的抖动，这一点我是再了解不过了”，他的解释是：“从薄暮的各种景物中特别选取这片桑树叶，作为忧郁状态的象征来描写，恐怕主要是与这个作家的文学形成作用有关的文学氛围吧。”[77]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龟井雅司评论说，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作者掺杂了几分好奇心，有着一种令人恐怖的不安”，[78]这也不过是重复作者已经说过的话，并没有提出别的解释。总之，这片树叶的含义成了志贺文学解读中的一个公认的难题。倒是在志贺直哉本人为《在城崎》所写的初稿（后未用）的《生命》中，对此表述得较为清晰些：

由于其方向和植物叶柄的软硬程度的缘故，只有那一片叶子可以感觉到其他物体所感觉不到的微弱的风，这就好比时钟的秒针精密地不停跳动一样。而在其他物体也能感受到的那种程度的风刮起来的时候，反而这片叶子会停止抖动。[79]

根据这段描述，我们大致可以猜到志贺的内心想法了。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是人的命运的偶然性和特殊性。正如他看待小动物如同看待自己一样，他也用同样的同情心去观察一片树叶。他所发现的那一片特立独行的桑树叶，实际上是由它所独一无二的内部构造和外部环境造成的、它的一动一静都不由通常一般的规律所决定，也不能由周围叶子的总体情况来加以预测。所以人的命运都是个别的、偶然的，这正是引起志贺的“不可思议”“恐怖”和“好奇”的原因。但作者在《在城崎》中并没有明确说出这层意思，而只是说“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并暗示“我似乎觉得自己对这种情况更能了解”。这也许是因为，在《生命》中小说的故事到此已经结束，作者是在做总结；而在《在城崎》中后面还加写了蝾螈的故事，作者觉得在这里提前把这层意思说出来，会削弱他后面马上要讲的动物故事的震撼力，所以在写成的《在城崎》中，他把这段说明删除了。因为正如龟井雅司说的，“‘桑树叶’的部分是为了达到与蝾螈成为一体所做的准备。”[80]

小说接下来描写“我”在小河中间的一块石头上看到的一只蝾螈。“我”自述向来并不讨厌蝾螈，只不过是一时心血**，想要把它赶回水中，于是捡起一块石头向它掷去，却不料歪打正着，将它打死在石头上。“蝾螈死了，我不由得大惊失色。是我打死了它，我虽然丝毫不是故意的，但确实是我杀死了它。我心里升起了难以言说的忧郁。”在“我”来说，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对于蝾螈，这就是飞来横祸了。“我”感到无限的悲伤，联想到蜜蜂和老鼠的死，以及自己的大难不死，深悟到一切皆出于偶然，死也无可埋怨，生却无可感激。与前面两种关于死亡的思考相比，这种对于生死的领悟层次更高，它不再只是对于人生的自然本相的思索，而是一种超越自然之上的纯粹哲学的思索。在听天由命和努力奋斗这两种人类可选择的人生态度到底何者更加“自然”的问题之上，他发现了超越人世自然的逻辑，他“感到生与死并不是两极，它们本没有什么差别”。生与死完全是受着偶然意外的支配，人的一切努力抗争也好，或者放弃努力而认命也好，都是一样的，都没有什么意义。这里面表现出一种“人世无常”“死生有命”的悲观消极的人生观。志贺后来在《再续创作余谈》中承认，这篇小说“是在有点厌世情绪时写下的东西”。[81]

但这并不是小说的最终结论。“我”在返回住处的归途中，由于天色已黑，脚步已变得飘忽不定，“只有思维还在确切地活跃着，使我陷入更深的迷惑中”。的确，即使如作者那样把对生死的思考提升到超越自然态度之上的哲学境界，消极悲观、无所作为的结论也不是唯一的选择。作者在小说中的“迷惑”，正说明他还在徘徊。单凭自然的态度，我们固然无法决定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死亡，但在哲学的层次上同样面临选择的两难，而这种选择并不是通过讲道理能够决定得下来的。例如，小说的最后庆幸自己来温泉疗养：“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年，我的脊椎结核至今没有发作，也算是没有白来一趟了。”他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哲学上消极的人生态度而影响自己对生活的判断。正如须藤松雄所指出的：“对立、抗争、生的执着、自我的贯彻、自我发展欲，等等，应该说也是青年时期志贺文学的基础，而通过壁虎、暴风雨、树木等形象表示嫌恶、否定的态度的这些小品文，的确很阴沉。但在最后的作品中，在阴沉的寂寞中，显示了某种安定。”[82]他还说：“《在城崎》全篇的基调也是这样一种想法和感情：‘……思考的事情仍然多为消沉，很寂寞。但是却有着宁静的好心情。’‘生与死并非两极之事，我感到它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83]

据说志贺从小叛逆，对父亲有一种仇父情绪，而在写作《在城崎》的时期，他的这种情绪已经大大地缓和了，同年，他接着就发表了另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和解》，描述了与父亲的和解。显然，这种和解并不是像蜜蜂那样的漠不相关的“平常心”，也不是像老鼠那样拼命抗争的结果，而是通过在蝾螈身上所彻悟到的人生的无常、生死均属偶然，而反弹回来的一种对人类的慈悲心，一种看透了人间诸相以后沉着应对日常生活的平静。一切恐惧、**和憎恨在这种人生境界面前都不足道，人应该善待生命，善待有生命的一切存在。这就是志贺从蜂、鼠和蝾螈三个小动物的死身上所悟到的道理。这三个小动物所象征的哲理构成一个三阶段的层次，一个比一个更高，而在最高的蝾螈阶段，作者却留下了一种选择，一种回味，并没有做出最后的结论。

对这三个小动物所代表的象征意义之间的关系，一般人不太注意，只看成是对死亡问题的一大堆杂七杂八的有意思的想法，但日本评论界有人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如龟井雅司看出：“蜂和老鼠的部分尽管看上去是各自独立的，也仍然在循着蝾螈的话题上有着不可缺少的紧密联系。这三个话题是相互紧密组合的一个结构。”[84]但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他却没有说。倒是须藤松雄说得比较清楚，他认为：“在这个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三副成套风格的结构。1.从安静中感到亲切的蜜蜂之死。2.从企图免于一死的‘**’中感到某种恐惧，然而又觉得很无奈的老鼠之死。3.对生物之寂寞有着强烈共鸣的蝾螈的纯属偶然的死。”[85]这个结构是合乎小说的实际情况的。不过在笔者看来，还有进一步解释和深化的必要。首先，“从安静中感到亲切的蜜蜂之死”，这里的“亲切”只是针对死去的那一只蜜蜂而言，也就是通过作者的拟人和移情对自己将要临到的死预感到亲切，但对其他蜜蜂（其他人）的死则感到冷淡和陌生。所以这种对死的感悟仍然还停留于日常自然态度的层次，几乎是生死不分，尚无明确的死亡意识。其次，老鼠对死亡的**、恐惧和无奈也仍然是出于个体的自然本能，但这种态度要比蜜蜂的态度更高一个层次，因为悟到了个体的死只有个体自己才关心，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别人只会对你的死无动于衷甚至落井下石，于是对于死亡有一种拼命拒斥。这就有了一点个别自我意识的意思了，达到了尼采的生命意志的层次，超越了蜜蜂那种毫无自我意识的自然态度。最后，蝾螈的死否定了个人的奋斗，表明一切纯属偶然，了悟到生存的空寂和无意义，回归到对死亡的亲切感。但这种亲切已经不只是对自己个人的死的亲切，而是对一般的死亡感到亲切，对万物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亲切，哪怕是一片树叶的独自抖动，作者也“似乎觉得自己对这种情况更能了解”。这就上升到了佛家的境界，众生即佛，佛即是空。所以最后作者仿佛又返回到了蜜蜂那种对待死亡的“平常心”，但在层次上有了极大的提高，不再是基于自然本能，而是提高到了对一般生死问题的哲学思考。所以这三个层次是一个层层递进的上升的结构。

当然，如前所述，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最后这种境界就止步了，他与其说是提出了一个结论，不如说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引导读者一层层提升对待死亡的境界，却把最后的选择悬置了。他对于生与死的深层次沉思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这正是这篇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