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是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成为强弩之末之后出现的一个内涵复杂、影响广泛的西方文化思潮。其中，法国哲学家德里达（1930—2004）的解构主义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催生了一股反表征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西方文化中的浮士德传统等等的强劲潮流。
有一种在我国影响较大的意见认为，以解构主义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反抗一切“中心”、一切人为的等级制度，拒斥陈规陋习，张扬极度的个性自由，带来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文化局面：人们可以对世间一切事物进行反讽和戏拟，可以采用“无深度平面化”的办法来对抗一切生存的沉重，可以在没有“中心”“结构”“体系”“权威”“精英意识”“堂皇叙事”的压力下自由地作语言游戏，进入众声喧哗、盛大狂欢的境界。
但是笔者却在这种“欢欣鼓舞”中读出了人的悲壮，认为以解构主义为基础的后现代文化不过用一种新的形式表达了生命的悲剧意识。
下面，笔者将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
首先应该承认，德里达揭露结构主义者和包括结构主义者在内的形而上学学者的“建构策略”及其后果可谓“取心肝刽子手”。他说他们总是先验地为世界整体设置一个“中心”“本体”“本原”，然后以此为据，在一切二元对立因素中施用思维暴力，排定第一第二，优先滞后，建构等级秩序，预设发展的必然逻辑，预定每个事物的本质特征。于是，整个世界的结构被先验地把握，一切事物的起源、发展、终结被先行预见，所有人的思想行为也被先验真理规定：思想就是背诵、重复形而上学结论；“创造性思维”和“发现”就是从“预埋”中“挖掘”，从“预设”中“抽绎”，从“预定”中“编排”；“运用”就是将先验真理、固有意义先“整存”后“零取”。其实质是：任何人的思想、创造、发现和运用在生成之前就已经被思想，被创造，被发现，被运用，人生不过是按超验导演的安排演戏而已。这也就是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看了等于没看，想了等于没想，说了等于没说，过了等于没过。因为当你先验地接受了先验的形而上学时，世界已先验地看了，大脑已先验地想了，嘴巴已先验地说了，人生已先验地过了。于是，满世界跑的都是先验真理的道具、影子，人类生活就是无血无肉的皮影戏，一切都“有事等于无事，有声等于无声”。当然，由此也建立了“中心”“本体”“本原”以及建构、利用它的人的绝对权威。
其次也应该承认，德里达对结构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在学理上的批判入木三分。他首先指出，结构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建立的“中心”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既制约结构又逃避结构的控制，既存在于结构之中又逃避于结构之外，是一个不可名状的悖论性存在。其次，他通过对语言不可能明确、充分地显现物质性和精神性的非语言本真实体这一观点的论证，说明用语言去建构形而上学根本不可能。
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建构来源于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迷信，来源于相信语言能够明确、充分地显现物质性和精神性的非语言本真实体，因而主张利用语言这一“本性”，通过理性思考和反复争论去发现非语言本真实体和真理。但他通过种种论证和譬说证明的却是：语言文字符号并不能明确充分地显现非语言本真实体，它不过是本真实体不在而留下的、能引起本真实体存在之幻觉的“踪迹”。它在差异性语言系统中保持既与其他符号相区分，又延搁所指（本真实体）到场的“分延”本性，具有与系统内乃至于系统外其他符号互相“播撒”意义的功能。因而，差异性语言系统只能在不断生成和随即崩塌的运动中形成具有相对、暂时性的“替补”意义，产生无穷无尽的“意义链”，而不可能充分显现非语言本真实体，不表达具有绝对意义的真理。用具有这种本性和功能的语言去建构以充分显现本真实体和表达绝对真理为己任的形而上学又如何可能？正是这一问，使一切形而上学文本关于充分显现非语言本真实体的承诺成为虚伪，使运用语言固定绝对、永恒真理的希冀和神话化为泡影。语言这种土壤根本不可能栽种形而上学大树，形而上学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枯萎和死亡就是它的必然命运。
但是，从语言本性和功能的发掘、厘定入手去解构形而上学，虽然能彻底炸毁人们头脑中坚固的形而上学堡垒，斩断人天生爱好形而上学的“劣根性”，解构形而上学，但也同时解构了解构哲学自身。因为解构哲学也是用语言表述，希望它有确定意义，能够使读者理解的本文。但根据德里达关于语言本性和固有功能的说明，“解构哲学”本文也只可能是“无构”本文，不可能生成任何确定意义。因而，解构哲学虽然是炸毁形而上学堡垒的烈性炸药，但它自己的命运也只能是与形而上学同归于尽。
更为重要的是，解构哲学对语言本性和功能的阐释，使笔者看到了这样一副人在世界中生存的图景：一方面，被语言所支配也只能意识到语言构造的世界的人，总是把握不到真实本体和绝对真理，总是生活在对世界的似有似无非有非无的幻觉中，难免自惭无能，自惭形秽，自惭空虚；但另一方面，人又不因此放弃生命，放弃生活的意义，而是用那有局限性的语言表达如梦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使它生成暂时的哪怕是瞬间的意义，以显示生命的价值和自身的存在。这岂不也是一种悲壮？
所以，反讽也好，戏拟也好，“无深度平面化”也好，游戏也好，喧哗也好，狂欢也好，并不意味着人已羽化登仙，飘逸绝尘，而只意味着人在大悲凉的背景上挣扎着作悲壮的演出。那一滴潜含在眼角的泪水是强颜欢笑抹不掉的。[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