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克尔恺郭尔希望人们选择宗教的生存方式，海德格尔最终也希望人们选择与“思与诗”同在的生存方式来缓解生存的悲剧性质，那么，萨特（1905—1980）则主张用对生存悲剧性的深刻理解来承担生存的悲剧性。他不期待也不相信有某种改变了的生存方式能够缓解生存的悲剧性，他认为只要深刻地理解了生存的悲剧性，勇敢地承担了生存的悲剧性，人生也就有了价值和意义。理解、承担就是一种克服，一种超越。

在萨特看来，一般人的悲剧在于他们不敢正视、力求逃避生存的悲剧性，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建构各种信仰主义的、决定论的理论并使之形成传统、习惯，以达到真诚地自欺，形成所谓“严肃的精神”，使自己能过上一种“规矩人的生活”。在他们心目中，人如果感到孤独空虚、人生荒谬，充满焦虑，认为生存呈现黏滞状态，总有一种恶心的感觉，是人精神不正常，遭遇了不幸，堕入了悲剧的表现，因而必须力求克服。即使偶有窥视、感触，也唯恐避之不及。但是，萨特却认为，正是孤独、空虚、荒谬、焦虑、黏滞、恶心等情绪和感觉，说明了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启示了人对生存的领悟，克服了人盲目自欺的悲剧性。如果说孤独、空虚等等是世俗所谓悲剧，那么，他认为，理解了存在主义思想的人就应该自觉地勇敢承担这种悲剧，以自觉的勇敢承担作为对怯懦逃避和悲观绝望双重悲剧的克服。

萨特认为，人不能不孤独。人是被偶然抛向这个陌生、冷漠的世界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意识和行动来建造自己的世界和建造自己。冷漠、杂乱无章、毫无意义的自然界等“自在”和限制、剥夺个体自由甚至使个体异化为奴隶的他人都是地狱。人要生存下去，不能不孤军奋斗。

人不能不自感空虚。人的意识是有意向性的，意向性意识总是指向外面，指向对象，它只能“借”外面的对象才能存在，意识本身则是虚无。而人的生命的存在依赖意识的存在，因而，意识是虚无，生命也是虚无。人就好像一个“洞”，洞是存在中的虚无，是存在的虚无化。用自己建造的世界、知识等来“填洞”，就是人的生存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人反省自身，怎么能不感到空虚？

人不能不感到荒谬。偶然被抛，是一种荒谬；抛出的人是虚无，是一种荒谬；虚无的意识既依赖“自在”又给出“自在”的意义，还用这些意义来“填洞”以证明自己是“自为”的存在，是一种荒谬；意识构造出时间而又使意识在时间性结构（过去、现在、将来）中永远呈显“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的无定状态，引起对永远达不到的、与“是其所是”的“自在”相统一的渴望，是一种荒谬；人没有先在的本质而只是难以把握的可能性，是一个意义永远未定的存在，是一种荒谬；人只能用“将来”筹划“现在”，而“将来”又是一个未定的未来，人只能在煞有介事地筹划之后去提心吊胆地冒险，是一种荒谬；设定了一个完整的存在者，使深感“存在匮乏”的人必然有“存在的欲望”，但他所追求的真、善、美等价值又是一种“不存在的自在”，他通过把存在的品质化归已有的方式来把存在化为已有，也只能被存在的某种品质化归已有而让自身“异化”，永远不能成为既自为又自在的存在，从而使自以为十分庄严的人生显得只是堆砌了“一堆无用的**”，也是一种荒谬。生存在种种荒谬之中而不自觉荒谬，更是荒谬。

人不能不焦虑。人意识到自己是虚无，是以虚无化、否定“自在”——即对“自在”赋义的方式——来肯定自己的存在，但意识永远不会仅依赖否定某一种“自在”来肯定自身，使自身成为定在。它永不满足也永不固定，总是在不断否定“自在”的同时不断否定自身可能成为的定在，使自己永远只是一个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在多种可能中选择哪种可能作为自己的将来，完全由人自由选择，自由决定。但人对选择的效果茫然无知，在自己面对多样可能性的当下中究竟会作出何种选择何种决断也难以预料。他不能不考虑张皇失措中作出引来恶果的决断的可能性。但人生中否定不断，选择也不断。处在这股充满各种问题的人生洪流中，人又如何能不“晕眩”，不焦虑？

人不能不面对生存的“黏滞”状态而产生恶心的感觉。人被抛向世界，他就不得不“在世界中”生存，“在世界上”意识，行动。世界要求他成为一个定在，成为一个“实心”的“自在”之物；他又分明感到自己是个“虚无”的“自为”的存在。但是，他既不能彻底地虚无，与世界不发生任何关系，又不能彻底地“自在”，使自己成为无心之物。即使努力去统一“自为”与“自在”，也只能落得滥用**甚至异化自己的结果。因而他与世界“黏”上了，与存在“黏”上了，进不去又摆不脱，只能承认这种“黏滞”状态，产生一种欲呕吐又吐不出来的恶心感觉。

这一切，源于人不得不自由。人被判处了自由，人被抛进了自由。他自由地虚无化世界，以便使世界有意义，使“自我”涌出；他自由地不断否定“自我”，以便使“自我”不成为一个“定在”；他自由地选择“自我”，以便使自己筹划的将来渗入“自我”，重塑“自我”；他自由地创造价值，以便使人生获得意义。但是，正是在这种自由中，他感到了自由带来的种种可能性，感到了孤独、荒谬、焦虑、黏滞、恶心。自由与它们同在，自由与精神的苦刑同在。

这意味着，人不得不承担自由，不得不与精神的苦刑同行。因为自由不是争取到的可以任意占有、支配他人他物的权利，而是与生俱来的对自己负责的必须承担的义务。

这也意味着，回避、压抑、排斥、拒绝对孤独、空虚、荒谬、焦虑、黏滞、恶心的领会和思考，就回避、压抑、排斥、拒绝了自由和责任。如果不自欺的话，不得不自由的人是不可能拒绝自由，不可能不承担自由的责任的。即使在思想上、口头上拒绝了自由，人仍然在不自觉地自由，不自觉地承担责任，仍然有孤独、空虚等感觉，不过，他不敢正视这一切，不敢透过这一切去把握自己真实的生存状态，从而或盲信盲从，麻木地乐观，或一遇困惑就怨天尤人，悲观绝望，丧失了人的尊严，也丧失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人必须正视自己的生存处境，承担精神苦刑，承担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萨特所说的孤独、空虚、荒谬、焦虑、黏滞、恶心等情绪和感觉是一种由意识深处、精神内部自然涌出的情绪和感觉，不能将它们与因社会政治原因造成的、从外部强加的同名情绪和感觉混为一谈。比如，专制主义者将某些人某个人打入冷宫，列入另册，使之“孤独”；摧毁文化，大设禁区，使人们头脑和心灵“空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制造“荒谬”，使人人自危，个个“焦虑”；将社会秩序搅成一锅稀粥，使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有“黏滞”感、“恶心”感，都不是存在主义者认为人不能不承担的情绪和感觉，而是人必须从社会政治层面对之进行分析，决定忍受或摒弃、废止的情绪和感觉。从存在主义观点来看，是否肯定、思考、承担精神内部涌出的那些情绪和感觉是真诚与自欺、存在主义者与信仰主义者在人格精神层面上的分野，是否忍受社会政治外加的那些情绪和感觉是具有不同社会政治价值取向的人的分野。前者是不可选择，必须承担的；后者是可以选择，不一定承担的。承担前者并因此了悟人的生存困境和自由本性，能提高人行使自由权利的自觉性，自觉地对后者进行选择并勇于承担责任。二者之间有复杂的联系，但绝不是一回事。比如，萨特对孤独、空虚、荒谬、黏滞、恶心的描述，是他自己的体验，自己的领会，是他认为人不得不承担的苦难；他由此悟出了人不得不自由、必须自由、应该自由的道理，并起而为个人的自由和人类尊严进行辩护，要求人承担对自己和对社会的责任。他关心穷人，同情各种被剥夺权利者，干预社会，反对战争，则是他在社会政治价值层面上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又与他为个人自由和人类尊严辩护的立场有某种联系。因而，选择尽管是自由的，但领悟了个人自由、人类尊严精义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会以维护人类正义、社会正义为价值取向，不会在社会邪恶势力面前放弃个体的独立自由，奴颜婢膝，含垢忍辱。明白了二者的区别和相关性，我们就不会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产生前述误解。

由此可见，在萨特的心目中，人生悲剧就是人的自欺，就是对于人的自由的遗忘和放弃；战胜悲剧的办法就是用对生存悲剧性的深刻理解来自觉地行使自由的权利，承担生存的悲剧性。这当然也是一种“悲壮”的人生态度。

当然，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依然存在于萨特哲学里。前期，他认为“他人就是地狱”，坚持个体的独立自由而不关心社会；后期，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文章中则说：“我们在要求自由的时候，发现自由完全依赖于他人的自由。而他人的自由，又依赖于我们的自由……只要有牵涉存在，我就不得不在我要求我自己的自由的时候，同时也要求他人有自由。我能把自由作为我的目标，这也只有在把他人的自由也作为目标的条件下才可能。”这意味着，调和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他渴望解决的问题[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