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造》一诗比较晦涩难懂，但包含了黄仲则对“自我”的认识：“大造视群生，各如抱中儿。非因果哀乐，亦自为笑啼，阿保纵解意，那得无啼时？当饥幸一饱，心已不在饥。谁知登崇山，足土固不高。豪士或见此，秋气旋乘之。触物感斯集，不知何事悲。倥侗百年尽，俯首归污泥。精气生已泄，那有魂相随？矫枉已过正，亦受前贤嗤。我慕鲁仲连，阅世同儿嬉。见首不见尾，焉能赞一辞？”（第147页）

大造，即天地，大自然，这里借指人类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鲁仲连，战国时代齐国高士，有计谋，不肯做官，常周游列国，以智慧排难解纷。但厌弃权势者赐予的功名利禄，功成无所取，飘然远引，是一位兼有隐士、侠客和谋略家特点的人物，古人视为奇伟高蹈、不慕荣利的人格典型。

这首诗是说，人是人类生存环境怀抱中的婴儿。生存环境与人的情感构成了因果关系。从逻辑上说，环境对人的善恶决定了人的哀乐。但是，黄仲则发现，人有时竟超越这种因果性哀乐而有不可“理”喻、特殊的“笑啼”。环境即使像保姆一样尽力满足人的欲求，人仍然有未得满足而啼哭的时候。比如，人饥饿的时候，以吃饱为幸福，但吃饱之后，他的心思就向更高的、环境无法满足的方面转移。他要登高，要飞升，希望超离受因果网罗束缚的世界。一旦发现“足土固不离”，无法超升，还要悲痛终生，期待魂归彼岸的幸福。黄仲则认为，束缚于因果固不可取，但“矫枉而过正”耽于虚幻的出世“理想”也早已被前贤嗤笑。他仰慕的是鲁仲连那种既“阅世”（历世、在世）又能享受儿童嬉笑般的自由、进入了宛若神龙的自由境界的生存方式。

这首诗说明，黄仲则考察过人的多种欲求；作为自然存在的人有生理欲求，如饿了就要吃；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有社会性欲求，如天下乱了就要有鲁仲连那样的人来维护社会正义；作为超越性存在的人有超越性欲求，如希望摆脱一切束缚，向往绝对自由。而且，它们之间也有某种层次关系，如登高、飞升的欲求出现在“当饥幸一饱”之后。但是，他又意识到，以出世方式追求绝对自由不可能，人只能将独立自主、自由等超越性欲求现实化为在世生存的智慧，获取相对自由。因而，他心目中的“自我”就是有多种欲求，受生存环境制约而又力求将独立、自由精神对象化到生存实践中去，具有尊严感和能动性的主体性存在。如果一任造物拨弄或迷恋出世，就虚无化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