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止，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已走上了接受西方“悲剧”概念和各种悲剧观念并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和现状进行积极思考的道路。社会正义论悲剧观、解脱论悲剧观、命运论和生命论悲剧观的相继出现，说明思考的广泛性；社会正义论悲剧观始终占主导地位，又说明了改良、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特征。尽管专攻悲剧问题的人数不是很多，非社会正义论悲剧观更没有产生广泛影响和引起人们的重视，但上述局面的出现也说明：一、中国人已开始正视甚至迫切要求正视现实中发生的种种悲剧；二、中国少数知识分子已发现悲剧问题不仅仅是个能否正视现实的问题，而且是个与民族精神、人文精神建构有着广泛、深远联系的问题，如果深入思考、讨论下去，必将有益于民族精神素质的提高。

走出“瞒和骗”文化的樊笼和禁锢，的确是中国人走向近代和现代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而“瞒和骗”文化的主要内容则是掩饰社会上的悲剧性事件和人类处境的悲剧性质。专制统治者为维持利益集团乃至个人的利益，专事自吹自擂，文过饰非，要求一切被统治者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是造成“瞒和骗”文化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对个体的社会处境、生存处境的深细反省，培养出了自满自足、乐天安命、怯于正视宇宙社会人生与自我灵魂的民族文化心理，也为“瞒和骗”文化长期存在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和接受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几千年以来可以说从未脚踏实地、立足自身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看到的，只是用盲目乐观的滤色镜滤过的宇宙社会人生和自己；他们想过的，只是一些最肤浅，最表面，而且从未深入思考过的问题。他们从来没有把宇宙社会人生以及自己的灵魂剥开来，也没有颠过去、倒过来看过、想过，只依凭一些常识、大概括式的格言以及不辨是非善恶，不能也不敢辨是非善恶，甚至故意混淆是非善恶、颠倒黑白的权力话语过日子，过得朦朦胧胧，过得混混沌沌。说他们是一些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梦影、幻象，毫不为过。几千年历史过去了，一茬又一茬人完成了诞生和死亡的生命过程，但个个轻飘飘的没有多少分量。所谓“活着”，不过是在上演皮影戏；所谓“死了”，不过是燃化了一个皮影，增添了一堆轻得不能再轻的灰烬。很少有人说过真话，更少有人把真话说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几乎没有人沿真话提供的信息进一步思考，直捣宇宙社会人生和个体灵魂的五脏六腑，把该看的看个遍，该想的想个遍。一切都消融在互瞒互骗、轻描淡写、浅尝辄止、神秘莫测的所谓“妙悟”之中。中国人心目中有没有“真人真事”，有没有“实话实说”，实在是个大问题。背负着这个大问题而又自以为活得煞有介事，有滋有味，是中国人和中国历史创造的一大奇迹！

近现代却容不得这样的文化这样的人。近现代之门，只有用直面真实的眼睛和穷思极想的头脑才能敲开。一切本来已满身疮痍、病入膏肓但讳病忌医而且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自吹自擂到无以复加程度的人绝对无法叩开近现代之门，绝对不能进入近现代。展示悲剧则是催人猛醒、为人痛下针砭的最佳手段。所以，前述诸人提倡直面悲剧实际上是希望中华民族面对汹涌而来的世界性的近现代化潮流，重新培育一双直面真实的眼睛和一个穷思极想的头脑。没有这样的眼睛和头脑，中华民族将永远被近现代拒之门外。

其次，从悲剧问题切入，思考关于宇宙社会人生以及个体精神、灵魂中更为深细的问题，无疑将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导致人精神上的近现代化，而这也是中国人走向近现代必具的文化心理条件。如前所述，悲剧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善恶冲突、恶压倒善的问题，还有令人更加触目惊心的善善冲突两败俱伤的问题。如果说认识善恶冲突需要人有善恶判断能力、对于善的信仰，那么，理解善善冲突则需要人有同情、宽容的胸怀，在意识到人类共溺苦海，必须同舟共济的基础上，把中庸、正义、博爱作为人类为避免悲剧性冲突而必具的道德提到思考的日程上来，自觉地形成道德的内驱力量，将道德内在化、自觉化。如果说一般所谓善恶判断总与个体或集团的利益相联系，必然会带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最终只能以强权解决善恶判断问题，使善恶冲突永无已时的局面，那么，人人具有同情、宽容的胸怀，将道德尤其是“爱”的情怀内在化、自觉化，则能够解决什么是真正的善的问题，为善恶判断提供一个终极根基。因此，思考悲剧问题，必然使人从建立在一般善恶判断上的世俗关怀走向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终极关怀，从而提高人的精神层次，使人类的共存共荣具有合理性。由此也就必然引导出以同情为基础的平等、博爱、自由等概念。而使这三大概念深入人心，变成人不可抑止的内在欲求，是走向近现代必具的文化心理条件。事实上，一切促使古代走向近现代的改革、革命必须以此为宗旨，否则就是假改革、假革命；而要使这种改革、革命不至于堕落为假改革、假革命，不让改革、革命的果实为专制独裁者所篡夺，绝大多数人具有上述欲求又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因此，按照上述内容提高国民精神素质，是近现代史上真正的改革、革命必须承担甚至必须首先承担的义务，也是它必须履行的承诺。

当然，如何将以同情为基础的平等、自由、博爱等终极价值关怀与以矛盾冲突乃至斗争为基础的改革、革命等世俗价值关怀结合起来，在逻辑上是一个难题。按照终极价值关怀，人应该爱一切人，哪怕对方是你的仇敌；绝对不能以恶抗恶，因为人一沾恶就有可能永远为恶，并引出以恶抗恶的永世轮回。按照世俗价值关怀，人应当随时判定当下善恶，并用一切手段与恶作不懈的斗争，以期在否定之否定中推动社会和人类的进步。这两者在逻辑上不能并立。然而，历史事实又证明，人能够超越这种逻辑悖论而将两者比较完美地结合起来，通过改革或革命为平等、自由、博爱奠定社会制度基础，并使这种社会制度经常平和地处于不断改善之中。这里需要的不是各执一偏的争论或勉为其难的逻辑弥合，而是无私无畏的卓越领袖和卓越人民。

另外，如何在道德化的前提下保持人类的生命活力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这里须要走出的误区是，只有人与人之间永远以私利为基础进行残酷的斗争，才能使个体生命、社会、人类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这种误区的出现，实际上是某些人在促使人类道德进步、社会进步、文明进步方面无能为力并因此绝望、自暴自弃、对人类生活采取“破罐子破摔”心态的表现。事实上，只有当人们走向了近现代，将平等、自由、博爱精神渗入了社会制度之后，才能为保持人类的生命活力提供坚实的基础和真正的保证，才能为生命力的扩张提供广阔的天地，才能使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句空话。尼采在提出生命力论时没有对此作出分析，是他的重大失误，他的理论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他本人无辞其咎。然而，他提出的如何保持人类生命活力的问题却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由此，直面悲剧、建构道德、勇于改革与革命、保持生命活力就构成了悲剧问题涉及的四大内容，组成了思考悲剧问题的四维空间。在这四维空间所形成的张力中穷思极想，将极大地丰富人的心灵，提高人的精神素质，为创造人类新社会、新生活准备条件。

应该说，中国部分知识分子从悲剧问题切入，经过三四十年的思考，已为中华民族走向近现代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