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批判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悲剧观引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悲剧与“永恒正义”的关系问题。

黑格尔是一位想象力丰富、宏大、极富理想而且相当乐观的哲学家，他是整体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乐观主义者，也是一位精神贵族。他关于世界整体的理想的、乐观的、既对立又统一、高度和谐图景的构想实际上是在精神想象中完成的。他认为“绝对精神”是现实世界的灵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从绝对精神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产生出来的。绝对精神的发展虽然经历了逻辑、自然和精神三个阶段，但精神的完备性、和谐性，实际上在第一阶段中的最高阶段亦即理念阶段所形成的“绝对理念”中已经完成。绝对理念是超时空、超自然、超社会境界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是生命与认识的统一，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理想。它运动的规律与法则也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存在和变化发展的根据。绝对精神在自然界和人的精神中的发展，不过是人类精神理想在不同客观实在、不同现实中的自我实现。尽管黑格尔承诺绝对精神在精神阶段可以在经过主观精神（个人意识）、客观精神（社会意识）阶段之后返回到自身，实现人类理想，使人成为“上帝”，也曾庸俗地宣称绝对理念可能在德国君主专制国家中实现，但实际上，绝对理念及其实现永远只是他一厢情愿构造的空中楼阁。

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是建立在这种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合乎道德的伟大的理想”“人世中实际存在的那种神性的基础”“个别人为性格及其目的中所包含的绝对永恒的内容意蕴”，亦即伦理理念或称“伦理性的实体”，早已先人而存在，它作为一个“具体的统一体”，是“各种关系和力量”形成的对立统一而又高度和谐的“整体”。但是，“这种整体概念本身要求这些不同的力量由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现实和人世间的现象”。这好像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们下凡，要将每个神体现为一个凡人个性中的某一情致。由于凡人各有情致、性格、具体目的，对伦理性实体的理解不同，即使是那些自觉将自己的个性、真纯的生活内容与某种伦理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完全可以“按照原则应该做到而且能做到”的伟大而坚定的悲剧英雄，也只能在伦理上各执一端，使他们的伦理观念“片面孤立化”“各有特性或片面性”，“否定或消除掉”伦理理念所包含的“各种力量之间原有的和谐”，形成“各有辩护理由”的“对立和冲突”，陷入“罪过和不正义”，于是便形成悲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你强调亲属之爱，我却强调爱国心和统治者的意志，这构成了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的主要冲突。这意味着绝对的伦理理念不转化为具体现实和人世间的现象则已，一经转化，就要被人片面化、孤立化，如此一来，就一定要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引出悲剧。而“转化”是必然的，片面化、孤立化是必然的，因而，人间悲剧也是普遍必然的。但是，黑格尔并不为人的这种悲剧性而悲哀，或因此对悲剧性人生充满同情和怜悯，反而认为这是绝对理念自我实现必经的辉煌途程。他认为，尽管矛盾冲突已成为“实际存在的东西”，“却不能作为实体性的和真正实在的东西而保持住自己，它只有在作为矛盾而否定自己，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权”。由于“悲剧人物所定下的目标，单就它本身来看，尽管是有理可说的，但是他们要达到这种目标，却只能通过起损害作用的片面性引起矛盾的悲剧方式。因为真正实体性的因素的实现并不能靠一些片面的特殊目的之间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在世界现实生活和人类行动中可以找到重要的理由），而是要靠和解”，而为了“和解”，“不能抛开自己和自己的意图”的悲剧人物活动的结果就只能有两种，“或是完全遭到毁灭，或是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假如它可实现），至少要被迫退让罢休”，也就是只能用“尸体加尸体”来结束生命的历史，或者用“忍让”来打发剩余的生命。面对这种景象，黑格尔平静地说：“通过这种冲突，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在这种“和解”、恢复和谐统一的过程中，被否定掉的只是“不能配合上述和谐”的“片面的特殊因素”，获得的是“不同的具体目的和人物在没有破坏和对立的情况中和谐地发挥作用”。因此，悲剧的“恐惧”，是让观众“认识到自在自为的绝对真理的威力”而产生的恐惧，意识到如果破坏伦理理想必遭灾祸而产生的恐惧；悲剧的“哀怜”，是让观众对受祸者持“伦理理由的同情”，“对他所必然显现的那种正面的有实体性因素的同情”。悲剧的“快感”是由看到“永恒正义”的胜利而引起的。“永恒正义凭它的绝对威力，对那些各执一端的目的和情欲的片面理由采取了断然的处置，因为它不容许按照概念原是统一的那些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真正的实在界中得到实现而且能站住脚”。[89]

很显然，在黑格尔眼中，悲剧不过是绝对理念自我实现过程中对人类的一次“寓教于戏”的“恶作剧”：一方面，绝对理念必须也必然“转化为具体现实和人世间的现象”，人类中最优秀的伦理英雄在接受它这种转化时又必然将绝对理念“片面孤立化”“对立冲突化”；但另一方面，“永恒正义”亦即绝对的伦理理念这么做，又不过是利用“悲剧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并让它自己能“凭它的绝对威力，对那些各执一端的目的和情欲的片面理由采取了断然的处置”，以教训人们要永恒记住、维护“永恒的正义”。这真是绝对理念倚仗自己的绝对权力在对人类玩阴谋，让他们先充当绝对理念的忠实信徒，然后再让他们不自觉也不得已地犯错误，最后则将他们整死或整得永远畏畏缩缩，以炫耀自己的绝对真理性和绝对权威性。在这里，人不过是绝对理念操练绝对真理性和绝对权威性的工具、草芥、傀儡；充满了人间苦难的悲剧不过是奉献给绝对理念、“永恒正义”“道德的伟大理想”祭坛上必不可少的牺牲。它意味着，为了实现，或者仅仅是为了记住、维护“理想”，人类必须也不得不去对立、冲突、斗争、厮杀、受苦、受难、毁灭、忍让，用尸体和泪眼去证明“理想”的无坚不摧，青春永在。于是，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价值与尊严一笔勾销，人在对立冲突中承受的苦难、悲哀、惨痛一笔勾销了，余下的便是永远实现不了自身的绝对理念、永恒正义、伟大理想的残酷的冷笑。所以，“永恒正义论悲剧观”是一种漠视个体尊严和价值，漠视人间苦难的悲剧观。前述朱光潜对它的责问完全有道理。

的确，黑格尔在描述绝对精神进入精神阶段时，为人类设计了种种诱人的“理想”。比如，主观精神亦即个人意识应该在主客体对立统一中辩证发展，人人应该具有“自我意识”，客观精神亦即社会意识（包括法、道德、国家）应该是实现独立自由精神的不同阶段：法权是自由意志的体现；道德是个体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社会伦理是自由的具体实现；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伦理观念的现实化；国家是伦理观念现实化的最高阶段，是“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绝对精神既消除了主客观的差别与对立，又把主客观的差别包容于自身，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具体统一。如此等等，的确为培养最健全的人类、建造最美好的地上天国提供了最美妙的蓝图。但是，从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来看，实现这个整体的美好的世界图景必须以个体的毁灭或忍让为代价；从他的国家理论来看，实现这个整体的美好的世界图景又必须以个体服从君主专制统治为代价。因为按照他的国家理论，一方面，“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90]；另一方面，理想国家又具体体现为普鲁士君主专制国家。这样，人类为了实现黑格尔式理想，建构黑格尔式地上天国，就只能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生活在矛盾、冲突、毁灭、忍让、认同和服从专制之中。

的确，黑格尔也力主“中庸”。不仅绝对理念中庸、和谐可掬，而且常以悲剧来警示人类必须忍让，以便复归中庸、和谐。但是，人能否中庸和如何中庸，又是两大难题。按照黑格尔悲剧理论，中庸的绝对伦理理念一旦转化为具体的现实和人世间的现象，就不可能保持中庸，即使是人类中的优秀分子、英雄人物也只能各执绝对理念之一端，那么，作为个体的人能否中庸就是一个逻辑上的难题。另外，人如果要保持中庸，就必须对个体所处的世界、社会以及其中的种种力量及其关系有清晰的认识和绝对正确的判断，对自己的所言所行有绝对正确的选择，否则，他的一言一行就不可能保持中庸。然而，这是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的事。人能够成为上帝吗？这又是期望中庸而又不可能中庸的人在操作上遇到的难题。因而，黑格尔尽管提出了整体的、乐观的“理想”，但这个“理想”并不能在逻辑上和具体操作中实现，终究不过是一个“理想”。

而且，黑格尔也绝对不是只在绝对理念的概念王国中遨游的思想家或书呆子，他最终又把他的绝对精神、绝对理念落实到普鲁士式的君主专制国家形式及其意识形态中去。这样，当他的精神哲学终于变成德意志官方哲学之后，他所说的一切就变成了：

个体必须服从整体，心甘情愿地为整体的目标、“理想”作出牺牲；整体“理想”有绝对权威，它以牺牲个体为代价来证明自己的绝对权威与绝对正确。

整体“理想”的现实代表就是专制国家中的专制君主，只有他才能洞察一切、决定一切、支配一切；民众只能把不可能了如指掌的世界和社会总体及其运动变化当成命运来对待，来承受，心甘情愿地成为世界和社会总体发展、绝对精神绝对理念实现即君主意志自我实现这个“庄严而伟大”祭坛上的牺牲。

罗素曾经指出，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思想就是只有整体才有实在性和价值，部分亦即个体既虚幻又一文不值[91]。因此，当黑格尔这个“理想主义者”“精神贵族”下凡时，他就立即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专制主义者，这倒是符合辩证法的。而我们在他的哲学和悲剧论、国家论中看到的则是，拥有至高无上、神圣的整体“理念”“理想”的他，面对人类的矛盾、斗争、苦难、眼泪、毁灭、屈从时，心中只有“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的信念，脸上只挂着冷笑和狞笑。

当然，人们也可以为黑格尔辩护，认为他看透了人生的悲剧性而又没有放弃人类整体精神、整体历史进步的“理想”，认为他强调整体并没有错，因为部分或个体的确不能离开整体而存在。但是，整体的进步究竟依赖个体的矛盾、斗争还是依赖个体的“中庸”？黑格尔并没有作出明确回答。如果是前者，那么人类只能踏着悲剧的血泊前进，享受整体进步的只可能是强者或幸存者。如果悲剧的结局永远是“尸体加尸体”，享受整体进步的甚至只可能是神而不是人。如果是后者，那么，人人中庸可掬，没有矛盾斗争，没有悲剧，按照黑格尔的矛盾哲学、斗争哲学及其辩证法，整体能否进步又是一个问题。因而，黑格尔的“整体进步”说最终导向的很可能是虚无，只有专制统治者才能从中收获与“整体进步”无关的个体实利。在这种情况下，“整体进步”究竟有什么价值以及能否实现，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由此也可见，黑格尔的哲学虽然吓人地庞大，甚至很可能使人产生一望便生敬畏的效果，但是，它实在并不严密、完整，不仅存在许多逻辑漏洞，而且没有解决人生问题。崇拜甚至迷信它，实在没有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所说的合理的伦理力量冲突而引出的悲剧与叔本华所说的“社会处境悲剧”相同，都认为人类将在合情合理的矛盾冲突中无可避免地走向苦难或毁灭。后说甚至是对前说的继承。但是，冷心肠的整体主义者黑格尔在这里乐观地看到了永恒正义的胜利，将它作为人类整体精神、整体历史进步的一个必然环节来对待，只给它冷漠的注视并让它消融在维护永恒正义、整体进步的乐观中；热心肠的个体主义者叔本华却从中悲观地看到了人类无可避免的灾难而感到全身心的战栗并力主个体解脱，尽管因此遭遇到了个体解脱是否可能的置疑。但两副心肠冷热之异，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黑格尔主义者固然可以大骂叔本华悲观消极，但叔本华主义者未尝不可以大骂黑格尔残忍冷酷。叔本华在1836年发表的短篇论文《论自然界中的意志前言》中称黑格尔及其帮派为“骗子”，存在主义鼻祖克尔恺郭尔指责黑格尔主义用抽象的概念体系代替了真实的生活，都不无道理。

当然，黑格尔与叔本华的分歧也提请人们注意：人们意识到人类生活的悲剧性质之后，人究竟应该怎么办，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乐观地看轻悲剧而信仰莫须有的“整体进步”固然不是办法，悲观地认为它不堪忍受而寻求同样难以彻底实现的个体解脱，也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如果最终的结论又是要求人走向“中庸”“正义”“博爱”，那么，人的生命活力如何淋漓尽致地发挥？这又引起了他们的后继者尼采的思索。但尼采又引出了尼采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问题存在着，彻底的解决办法不一定有，思索却将与问题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