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是理论家。他的言论有一些矛盾，甚至是纠结不开、无法可解的矛盾。

按照逻辑，他既然反对“吃人”就应该提倡“爱人”。但是，在“人”还不是人，只是奴隶和暴君或身兼二任者，并没有察觉或者不愿不敢察觉“吃人”这一事实的时候，觉醒者是不是应该无条件地爱他们呢？是不是应该分别对他们说“你吃好”“你乖乖地等着被吃”呢？或者干脆让自己被他们抢着吃？但是，如果不提倡“爱人”而主张“以恶抗恶”，平等观念又从何而来？“抗恶”的过程会不会使抗恶者变成“恶”并最终以他的胜利来启动又一次“吃人”的轮回？他都没有想清楚、说清楚。

同样按照逻辑，究竟应该先有“不吃人”的社会制度才会有真正的人，还是先有真正的人才会有“不吃人”的社会制度？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有真正的人，哪里会有“不吃人”的制度？即使有所谓“新制度”，也只能展示“新制度”下“新暴君”和“新奴隶”的“新吃法”。但没有“不吃人”的制度，又哪来真正的人？即使有所谓“真正的人”，也是割不断与“吃人”制度相联系的人，不能不“以恶抗恶”的人，而他的所谓“先导权”是否是真正的“先导权”，他的所谓“纯洁性”是否是真正的“纯洁性”，也值得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不是应该期待真正的“圣人”“精英”“天才”以及他们创造的既能得胜于名利场中又能超然于功利之外的奇迹呢？世界上如果真有这样的奇迹，奇迹又怎样诞生？它究竟是可遇而不可求还是求之必遇呢？人类究竟只能“撞大运”还是有解放、进步的方案可循呢？都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鲁迅并不是没有感受到这些矛盾的存在，因而他有恨也有爱，但在“恨”的时候表示过对“以手杖打人”“复仇”的怀疑，在“爱”的时候表示过对使人“清醒”、予人“希望”、承诺“前途”的怀疑。不过，他终究由“心如止水”的僵尸、混混沌沌的梦游者变成了“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并且深知人生和人世悖论的人。

因而，鲁迅具有的是生命论人格论悲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