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了眼”看到了中国的悲喜剧，尤其是中国人心灵的大悲剧；“别求新声于异邦”，又看到了西方“立人”所走过的漫漫长路：鲁迅给自己确定的任务是做一个反抗一切专制、黑暗的战士和唤醒人们觉悟、走向生命新途的呐喊者。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立志扫**食人者，掀翻人肉筵席，以不怕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的勇气，敢用骨肉碰钝锋刃、血液浇灭烟焰的精神，勇往直前，肉搏强敌，希望在荆棘丛生的地方踏出路来，在“刀光火色”中捧出“新世纪的曙光”。

由此，他也受到许多伤害，承担了许多痛苦。恶势力的压迫，人们的不理解，他衷心热爱的年轻人的出卖，“朋友”“友军”的暗箭，他都经受过。他感到过冲入“无物之阵”的无奈，“自舐伤口”的酸楚，在荒原中呐喊的寂寞，以及深入思索中的困惑和无法与人沟通的孤独。但是，他没有退缩和忏悔，直到临死，还向代表专制、黑暗势力的人举起了“投枪”：“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54]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主要是一个为维护生命的创造权利、人格的独立、“立人”而呐喊而战斗的战士，因而他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自己的创造权利与人格独立。

他曾说：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是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55]

这种战士是不“蒙昧”而有文化有知识有主张的，是不“疲惫”而有坚强意志、旺盛战斗力的，是不依靠“毛瑟枪”“盒子炮”装腔作势，狐假虎威的，是不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等外物的保护的，是只依靠本色、真诚的“自己”，只相信自力的。即便某个时候自愿遵了前驱者的“将令”，也明说：如果某些“将令”（如“国防文学”口号）不可遵，不愿遵，就批判；如果发现发号施令的人俨然“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在暗夜里干些鬼蜮勾当，就揭发、斗争，“投一光辉”，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从来不迷信“《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的权威；不听从“皇上的圣旨”“金元”“真的指挥刀”的命令；不盲从大多数，宁愿做“不惮于前驱”的“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即使“受了伤”，也“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56]。

他怀疑，不断地向自己提出问题。

他怀疑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清末的“造反”“革命”、民初的“复辟”是不是一个本质上“不痛不痒”，实际上又使不少人“吃苦，受难、灭亡”，仅仅关涉头发去留的残酷的“仪式”。[57]

他怀疑辛亥革命式的社会政治变迁，最终是否会落到与旧社会旧政治“都一样”“差不多”的局面中去，会不会使人像停在一个地方的蜂子或蝇子，“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最终只能导致失望、无聊、颓废。[58]

他怀疑为“预约”的“黄金时代”而受苦是否值得，在铁屋子里“清醒”是否比“昏睡”而入“死灭”更让人舒服，甚至所谓“预约”的“茫远”的“希望”是否是“自己手制的偶像”，人在充满理想时磨炼出来的豁达无畏的言论是否只是人难以面对的“空虚”。[59]

他追问人被逼得使用自己轻蔑过的手段——“以手杖打人”是否是人生的一种“悲哀”，追问矢志不渝、用心良苦、筹划周密、场面壮观的“复仇”最终导致的是否只能为世界留下三颗互咬的头颅和三堆无法分辨的头骨。[60]

有时他觉得，“人”不过是女娲做无聊游戏时的产物，而“人”煞有介事地创造的“文明”和“学问”不仅不能拯救他们自己，反而平添了许多无聊的争斗；所谓有独立人格、真挚性情的人的一生，不过是“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是“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一匹受伤的狼”的一生；而他自己，不过是为了走出“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的地方，听从一种声音的召唤，不怕受伤、不怕流血、“息不下”地往前走的孤独“过客”。至于前面究竟是开满野百合野蔷薇的胜地还是“坟”，他不管，也不知道[61]。

他就这样考问着历史，考问着社会政治，考问着理想，考问着人生手段，考问着创世与文明，考问着自己的灵魂，仿佛只有经过这种考问的“刀光火色”、灵魂的肉搏，创造生命、有独立人格的人才能诞生，尽管这种人永远只能带着批判、怀疑、追问、孤独乃至茫然上路，但他已经是他“自己”。而只有人人都是他“自己”，人才是人，中国才是“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