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其次则应该通过反省，找出“吃人”的悲剧和使人变成“非人”的悲剧产生的原因，借鉴西方“立人”的经验，使每个中国人都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鲁迅在前引《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曾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所谓“平和”，就是中国人竭力维持的那种“平和”心态。所谓“人道”，即人之道，生命之道。“平和”可以被“撄人”之声所打破，也可以被自己“睁了眼”看现实，发现种种悲喜剧而打破。打破之后，人就不能不面对现实来思考，来选择新的人生道路。“立人”也就从这里开始。他曾说：“我们仔细查察自己，不再说诳的时候应该到来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51]

那么，怎么“立人”？鲁迅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借鉴西方经验，以形成自己的新文化。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叙述了西方自世纪纪年之初至19世纪末的文化思想史，也就是西方人文精神发展史、“立人”的历史。他认为，罗马教权统一欧洲形成的教皇专制“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使英特之士“缄口结舌而不敢言”。路德宗教改革，才使“束缚弛落，思索自由”，引出了平等观念，推动了科技和贸易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欧洲人“进而求政治之更张”，反对“在下者不能加以抑制”“以一意孤临万民”“驱民纳诸水火，绝无所动心”、造成“生计绌，人力耗”等严重后果的专政王权。英、美、法诸国革命成功，出现了民主政治，确立了平等自由观念，使“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但其流弊是“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以物质文明“范围精神界所有事”，阻碍了文明的发展。于是，19世纪末，“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非物质，重个人”的新思潮又兴起。它是西方“人智弥进”，总结历史经验，“得其通弊，察其黮暗”的产物，它“据地极固，含义甚深”，不会“突见”“突灭”，是“将来新思想之朕兆”“新生活之先驱”。

鲁迅先生认为，尽管西方文化思想在每个时期的发展各有“偏至”，但其基本精神是鼓励人们敢于“不平”，勇于批判，立志改革，并在这个过程中培育了“悟人类之尊严”“识个性之价值”的独立人格。宗教是在“不平者多”“林林之民，咸致同情于不平者”的情况下开始改革的；王权是在革命中被推翻的；而自革命成功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者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反对“多数”专制和物质文明崇拜的新思潮才再度兴起，为防止毁灭个性、“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保持“独创之力”做出了贡献。他认为，正是这种以“立人”为主导的思想，使西方文化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内驱力量，展现了勃勃生机。

因而，鲁迅先生认为，当时的中国虽然百事待举，但最重要的是“张灵明”“任个人”，使中国成为“人国”：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强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52]

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53]

所谓“尊个性而张精神”，就是意识到“张大个人之人格”乃“人生之第一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保持批判精神和独创能力；所谓“别立新宗”，也就是取西方文化“立人”之“神明”，培养国人的人生自觉，发扬蹈厉国人的“个性”。他认为只有如此，中国才有不再“槁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