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认为，中国人首先应该走出“瞒和骗”的牢笼，敢于正视社会人生。他在《坟·论睁了眼看》这篇文章里不仅历数了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热衷于瞒和骗的种种表现，还反复强调：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

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不惮烦地抄着，实在是因为他说得太好。因为所谓“悲剧观”“悲剧意识”存在的先决条件就是敢于“睁了眼看”。如果眼睛总是闭着或只许闭着，还谈什么悲剧意识？甚至连意识也不会有，人只能变成遵从传统或权威指令的梦游者！

同时，上面的论述也为我们描绘出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大悲剧：

对于人生现实的不圆满，中国人不是不知道，而很可能是“很知道”，但就是“不愿意”或不敢说出来。但这不愿或不敢并非生命可以轻松承受之“轻”，而是逼得生命不断吐出瞒和骗的泡沫，使这种泡沫不断挤压出更多泡沫的生命难以承受之“重”。它反复循环，就使“泡沫制造机”式的人变成了既不会“悲壮”又不会“滑稽”，不知道什么是“价值”因而本身也无价值的“人”！黑暗中的“一线天”似乎是：反复安慰自己这才是“逃路”“正路”，但结果又必然是：呈直线地向无底深渊坠落下去，而且脸上挂着“满足”“光荣”的微笑……

这也许是一种另类的、举世罕见的“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