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深刻的是，鲁迅已经指出，中国式的“吃人”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公开地吃，而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地吃，以“道德”的名义、“仁义礼智”“忠孝”的名义吃。这种用“道德”包裹着阴毒、强横的制度和文化，不仅使最有道德的人——如《一件小事》里的车夫、《故乡》里的闰土、《祝福》里的祥林嫂等——沦为社会上最贫贱的人，使最无廉耻的人成了君王、官吏、士绅，而且用一种无规则“游戏”造成了恐怖，极大地毒害了心灵。人们不能不相信“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能不害怕种种“不明飞行物”，不能不幻想“闭目塞听”以忘却不断袭来的骚扰和灾祸，不能不学会用心灵迅速化解矛盾、屈辱的方法。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以自安**的阿Q就是具有这种心态的典型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敢于冒险一逞的窃国大盗、豪强势力、亡命之徒才能占尽天下便宜，成为主宰天下的“主人”，而广大民众就只能成为奴隶。所以鲁迅说，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中国历史只有两种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41]。而且，即使是暂时做稳了“主子”的人，因同样逃避不了无规则“游戏”的恐怖，也随时准备做奴隶。“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42]《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赵白眼是未庄的“主子”，待到阿Q“革命”时，不也“怯怯地迎着低声的”叫他“老Q”或“惴惴的”叫他“Q哥”吗？因而，中国出产的实际上都是奴隶或奴才。同时，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也很可能比暴君更暴，常常乘机做几回更暴的“暴君”：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43]

阿Q畅想“革命”时，不是眉飞色舞地想象要将小D、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王胡的头一排砍去，占尽元宝、洋钱、洋纱衫、宁式床，挑尽赵司晨的妹子、郭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秀才的老婆、吴妈吗？何况，泱泱大国里还有许许多多爱看杀头的“看客”！

所以，中国人实际上又可能是暴君。

这样，在只有暴君和奴隶互相渗透、互相轮回的国土上，到处只有“狮子似的凶心，兔子似的怯弱，狐狸的狡猾”[44]，根本没有真正的人。即使也有“战斗”，也有“革命”，也有建立“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的举措，但一切在这里都变了颜色，都令人失望、幻灭：

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45]

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又自觉得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46]

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47]

即如鲁迅自己，在革命营垒里也亲眼看到了种种怪现象：有的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有些人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脊背，自以为是革命的大人物”，有的人“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有的人惯于“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有的人喜欢“化了装从背后”给战友一刀，从背后放“暗箭”，“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有的人“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喳喳，招是生非，搬弄口舌，绝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48]……

所以，鲁迅愤怒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49]他还认为中国只有使国人自觉到了人生深邃的意义，确立和发扬了“个性”，才能由“沙聚之邦”转而为“人国”[50]。

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国人具有“人”的资格，使中国成为“人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