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直接谈悲剧问题的文字同样不是很多。

先是在1924年发表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对中国古代小说往往曲终奏雅，以“大团圆”为结尾提出了批评：

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此，大概人生现实的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的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接着，他又在1925年发表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批评中国许多人患有“十景病”亦即“圆满病”时说：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绝不产生，并且也绝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的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除此而外，他便没有直接议论悲剧问题的文字。

从上面这两段文字看，鲁迅说到了三点：

其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文学样式。悲剧的产生来源于人觉得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了。

其二，患有“十景病”亦即“圆满病”的中国人总是满足于任何现实生活，总是要把任何现实生活粉饰得十分圆满，从来不觉得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了。他们是以无价值为价值的喜剧人物或根本没有价值观念的非喜剧非悲剧人物。

其三，中国人即使感到了“人生现实的缺陷”，也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会引出种种麻烦：破坏“十景病”、圆满梦；引起不快、烦闷；要思考“怎样补救”的问题。

这也就是说，悲剧产生于有鲜明价值观念的心灵对现实价值的评判。这种心灵能发现现实中哪些是有价值的东西，哪些是无价值的东西。价值的毁灭，会引起悲剧意识；无价值的张扬，会引起喜剧意识。有“缺陷”的“人生现实”，一定会使人“悲喜交集”。而人就应该在这种“悲喜交集”中去愤怒，去揭发，去批判，去战斗，去破坏，去建设，以使现实生活更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念。

然而，仔细思索鲁迅的话，又会发现中国人不是没有价值观念，而是有一个渴求十全十美的“圆满”的价值观念。但这个价值观念不是用来评判现实的，而是用来评价心灵的。它要求心灵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平衡，享受十全十美的“圆满”。要维持这种“圆满”，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闭目塞听，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以免任何看和听打破心灵的平衡。闭目塞听做不到，就必须学会迅速在心灵中化解任何矛盾的本领，让任何矛盾一进入心灵都钝化、圆化、冰释、杳无踪迹，只留下一汪春水、一缕春风，或比春水、春风、更抽象的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的“空”，让心灵永远在这种“空”中充满“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的乐趣。如果有机会，又很容易，就在现实中建构“十景”，让“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犯人的劣迹或罪状有十条；如果没有机会又不容易，就在梦中或文艺中幻造“黄粱之梦”“南柯之梦”“天下人终成眷属”之梦、“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之梦、“大团圆”之梦。总之，宇宙人生有缺陷就让它有缺陷，最要紧的是心灵要平衡，圆满之梦不能破坏。

正由于此，中国人也就看不到鲁迅所说的悲剧和喜剧，即使看到了，他也不说、不思，以免引起不快、烦闷、烦恼、斗争。在他们眼里，为悲剧而流泪，为喜剧而发笑，进而要破坏乃至扫除既定“轨道”，“大呼猛进”的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们都是“疯子”，都是悲剧或喜剧人物。

这意味着鲁迅从中国没有悲剧和喜剧只有“大团圆”式的“乐剧”这一现象出发，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一种是关怀现实是否符合人的理想的价值观念，一种是关怀心灵能否保持平衡的价值观念。那么，鲁迅认为人的理想是什么，就是十分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