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蒋、王之后，对悲剧问题发表过有影响意见的是胡适、鲁迅。撰写悲剧问题专著的，有朱光潜。

胡适对悲剧问题发表的意见见于1918年发表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34]一文。从该文看，胡适对西方悲剧观念比较熟悉，他概括道：

悲剧观念：第一，便是承认人类最挚最深沉的情感不在眉开眼笑之时，乃在悲哀不满意无可奈何的时节；第二，即是承认人类亲见别人遭遇悲惨可怜的境地时都能发生一种至诚的同情，都能暂时把个人小我的悲欢哀乐一齐消纳在这种至诚高尚的同情之中；第三，即是承认世上的人无时无地没有极悲极惨的伤心境地，不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此希腊悲剧中最普通的观念），便是社会不良使个人消磨志气，堕落人格，陷入罪恶不能自脱（此近世悲剧最普通的观念）。有这种悲观的观念，故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

这种概括显然也代表了胡适本人对悲剧问题的意见。

应该承认，胡适对悲剧观念第一点看法比较深细。悲哀才能产生深邃之情、深沉之思，是人生中一个很细微、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发愤著书”“诗文穷而后工”诸说，都与这一现象相联系。从反面推断，没有愤懑、穷苦感受、悲哀不幸体验的人是情感肤浅、思力薄弱的人，不许抒发愤懑、穷苦、悲哀之情的时代是只能培养浅薄之徒的时代。其中道理，追溯挖掘下去，可以写成洋洋大著，可惜胡适没有深论。

第二点看法涉及同情心问题。没有同情心的确意识不到别人的悲惨遭遇。但同情心如何产生，是一个更有深度的问题。有人认为同情是人的本能，但事实上没有这种“本能”的人并不少，有人甚至以制造他人的痛苦为自己的快乐。有人认为它来源于利己主义考虑，认为这种考虑可以抑制狭隘的私欲而对他人产生同情，但这种考虑既可能使同情变成施恩式的怜悯或利益交换式的试探，又可能使同情在涉及个人私利的“关键时刻”遽尔消失。基督教认为同情来源于对人类共有的“原罪”的意识，它把同情建立在人产共同的苦难之上，但“原罪”信仰依靠一个很难承受追问的神话或不无神秘感的隐喻来支撑，很不稳固。只要人们认为上帝不存在或宣布上帝死了，建立在“原罪”意识上的同情心就要发生动摇乃至于被摧毁。叔本华认为同情心建立在对自身苦难的体验以及反观意志本体，推己及人，发现“意志同一”的人类在承受共同苦难这一基础上，将基督教神话转化为一种体验和直观，虽然在逻辑上不无可以指责之处（如人既然具有推己及人的能力，为什么不在受“个物化原理”支配时将所获苦乐推己及人，一定要到超越时空形式和“个物化原理”反观自身本体是意志时才运用推己及人能力得出“意志同一”结论等），但不失为一种涤除了同情心上附着的神秘主义和利己主义杂质的尝试。而不同的同情心理论将导致不同的对待他人的态度和方式，也将导致不同的对待悲剧的态度。因而，谈论悲剧观念时涉及了同情心而又不对同情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也是一个遗憾。

第三点意见的第一句话语意含混。它究竟是说世上每个个体都“无时无地没有极悲极惨的伤心境地”，还是说全体人类中“无时无地”不发生一些“极悲极惨”的事件？不明确。依照第一种理解，则生命就是悲剧；依照第二种理解，则悲剧只是人类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每个个体无时无地不处在悲剧之中。这就会导致不同的悲剧理论，在悲剧可否避免的问题上发生分歧。下文是对西方悲剧史的简介，点出了“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两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而将“性格悲剧”纳入“社会悲剧”之中。在胡适看来，社会悲剧是可以通过社会改良来减轻或避免的，命运悲剧是否可以侥幸避免，他没有说。如果不可，则第一句话应作上述第一种理解；如果可以，则应该作第二种理解（如果社会悲剧尚未消除的话），甚至可以得出“人生可能无悲剧”的结论（如果社会悲剧消除了，命运悲剧又侥幸避免了）。很显然，胡适对这些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分析。他对悲剧问题研究的深度显然不及王国维。

带着这种比较肤浅和含混的悲剧观念，胡适也批评了中国人的“团圆的迷信”：

中国人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人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字填完了，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绝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绝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绝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

从这段话看，他说“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就是生离死别”，无所谓“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似乎是一个“人生就是悲剧”论者，所谓“深沉的感动”“彻底的觉悟”“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似乎也要将人引导到王国维悲剧观上去。但是，他在评论《红楼梦》亦即《石头记》时，态度却与王国维有所不同：

例如《石头记》写黛玉与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人生问题和家庭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

这种“觉悟”和“反省”究竟指向解脱还是指向祈求正义的胜利又模糊了。

虽然如此，他还是希望国人借鉴西方的悲剧观念这服“绝妙良药”以“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毛病，不再杜撰那些“脑筋简单、思力薄弱”“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的“大团圆”文学。

看来，胡适既想用悲剧观念治“当下之事”，批判传统，改良社会，又想用悲剧观念治“久远之心”，使中国人改变“说谎作伪”的作风，去掉“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毛病，培养挚深沉的思想情感和至诚高尚的情怀。

遗憾的又是，他未及深论，又忙于政治或钟情于考证去了。这究竟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灾祸频仍，诞生不了平心静气思考问题、力求深刻的思想家，还是胡适也和他所批评的中国人一样，“脑筋简单、思力薄弱”？

天耶？人耶？吾不知也。但一个具备了思考悲剧问题条件的人在悲剧问题面前作了一番鸟瞰，说了一些确有感悟的话又匆匆走过，离去，不能不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