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是中国封建社会成熟期的开端。其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似为科举制度的确立。陈寅恪指出：“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601]它意味着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体制结构通过由儒生组成的官僚机构这一中介，有效、牢固地耦合起来，从而使以宗法群体意识为核心的儒家国家学说现实化为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唐以后，由于有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和藩镇割据的现实威胁，各级国家管理机构逐步儒生化，甚至“前后命帅”，也“皆用儒臣”[602]。宋太祖立国，与群将议政“杯酒夺兵权”，与子孙约法“不杀士大夫”，其意均在确立和强化以儒生为主体的文官政治。中唐北宋确立的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其间延绵一千二百余年，再无魏晋南北朝那样历时三四百年之久的大动乱。即使分裂如五代，不到六十年便趋于统一；即使有外族入主中原，立即就与汉族同化，维持汉人旧制如故。中国封建后期社会的这种超稳定状态，与上述官僚的儒生化和儒生的官僚化有着直接的联系。正是因为有一大批饱读诗书、明经守礼，以“忠君”和“仁民”为精神支柱，以耕读和游宦为全部生涯，保持着与小农经济的天然联系，又能超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实行全国**往的官僚化农村知识分子，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结成“同心同德”的组织网络，中国封建后期的社会结构才那样牢不可破，破而复圆。

与儒生官僚政治体制相对应，中国封建后期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则主要表现为儒兼佛道，既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又以谈玄参禅为高雅、山水田园为归宿的文化心态。在刘勰那里，“心缠几务”而又“泛咏皋壤”尚被斥为“真宰弗存”[603]；而在这个时期，入则为儒臣，出则为老庄，在野者仍忧国忧民，在朝者却自命清高，则已成为中国士大夫知识阶层的共同心理特点。这种心理上的二重性，正是积淀于心理深层、已成为集体无意识的宗法群体意识，和它所投射在心理表层的个体意识之间的相互激发、相互转化与相互中和。在其中，个体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心灵的自我感日益成为中国士大夫们的艺术创作**和审美欣赏兴致的源泉，使他们在兼济天下之前，或功成身退之后，或贬黜流放之途，总是要寄傲于琴书，移情于山水，在远离人境的蜗庐中，不无苦痛也不无滋味地咀嚼一己之私情，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属于个人的境界作为献身邦国大业理想的互补结构，很难设想他们的心理也能达到和当时社会结构一样的超稳定状态。

这正是一个步入中年的民族的心理特征。“人到中年意自孤”。中年人总是比其他年纪的人更多内省的经验，他已既没有童年之天真，少年之好奇，青年之偏激，也不像老年那样沉湎于回忆。封建前期虽少年老成，也有过春情激**；封建晚期虽江河日下，也有过回光返照。中唐到北宋表现出的却是成熟与内省，宛如一个年富力强的男子，他已有足够的生活阅历可供反省，也仍有足够的精力可供创造；于是这种创造就显得深思熟虑，游刃有余，也显得幽闲静美，恬淡微妙。因此，不是荒蛮、狞厉（远古），不是粗犷、绚丽（先秦），不是厚重、华贵（两汉），不是玄妙、绮靡（魏晋），也不是雄强、博大（盛唐），而是淡雅、平远，成为中唐以后文艺审美趣味的主流；同样，不是人鬼（远古），不是人际（先秦），不是人事（两汉），不是人才（魏晋），也不是人力（盛唐），而是人心，即心境与意趣，成为中唐以后文艺创作冲动之本源。于是，中国美学探索的目光在经历了从神人（远古）到人己（先秦）再到天人（两汉）的迭次转折后，又将经历从两汉伦理哲学的“天人”到魏晋思辨哲学的“天人”（道器、体用），再到具有宗教哲学意味的“天人”（佛众、心物）的重大转折，直奔人类心灵最幽深、最玄妙、最难以捉摸的处所。而实现这一转折的契机，便是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