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与西方历史观相比，又自有一番完全不同的意义。中国古人把“历”和“史”连用讲“历史”的情况比较少，通常只用一个“史”字，讲“史学”；“历史学”则是日本人后来对西方history的翻译，传入中国以来比较流行。“史”的意思按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是：“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也就是公正客观地把事情记录下来。中国古代的史官是由史前社会的“巫祝”演变而来的，巫的职能是掌管祭祀；国家产生后，他们兼管记录重要事件、起草和保管政治文件等工作，最早保存下来的这类文件汇编就是《尚书》。春秋时代，许多诸侯国如晋、楚、齐、鲁等等都有自己的史书，后由孔子依据《鲁春秋》参考各国史书经删削校定增补而编成《春秋》，并在其中加入了隐晦表达自己的褒贬爱憎的“春秋笔法”，所谓“借事明义”，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才从黑格尔所说的“原始的历史”进入到了“反省的历史”，但从此就停留在那里了。由此可见，中国的“史”字最早的意思既不是“打听、询问”，也不是发生的“事件”，而是（用文字）记录；而这种记录本身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一种官方的政治行为，后来才普及为民间（或准官方，因为孔子自己也曾为鲁相）的政治思想，继而（在汉代）又上升为统治者最重要的一种意识形态。为什么要修史？早期史官们对这一点还比较朦胧，司马迁继承孔子的遗志，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最清楚地道出了个中的道理：“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办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这就是中国传统史学直到今天仍一以贯之的思想。任何一个当权者，哪怕是暴君，都多少有些在意自己的劣迹是否会著之竹帛、遗臭万年。[170]

当然，中国传统史学除了上述道德政治目标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作为政治统治的技术手段，而且往往是秘传的（老子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中国文字的产生最初就是出于预测未来的目的，是一种占卜技术，如甲骨文最早被用作占卜的记录。为什么要记下来？当然是为了下次占卜作参考，用在政治上（这是其主要用途），则具有唐太宗所说的：“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也就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意思。古人也的确从历史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规律，如“水可以载舟，亦可以复舟”“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否极泰来”等等。《易经》本身就是一部占卜之书，但同时也是一部蕴藏着深厚历史教训的书。老子作为史官，深谙政治操作中的玄机奥秘，其《道德经》历来有人视之为阴谋权术之渊薮，由此又发展出申韩法家思想，为秦始皇和后来历代帝王所欣赏和采用。中国史学在政治层面上的可操作性极强，因而大大削弱了其认识功能和客观描述功能。虽然史家也曾有过不畏强权，甚至以命相搏也要秉笔直书的美谈，但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则也极容易变质为对真相的粉饰和掩盖。[171]

所以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在矛盾即在于道德政治的理想目标和政治权力操作的实用技术之间的冲突，这两方面本来是相辅相成的，但往往是手段代替了目的，写历史的人变成了说谎大师。

所以有人说，中国人是历史意识最强的民族，中国历史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历史，但这些历史到底有几分可信度，却应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鲁迅先生当年就怀疑过，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72]的确，中国历史看起来似乎言之凿凿，几乎每一年都有记载，其实却如鲁迅说的“没有年代”，永远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永远产生不出新的历史意义，永远都在掩盖着同样的肮脏和丑恶。每件事不论在当时人看起来多么“史无前例”，其实在历史上都是有案可查、有史可稽的，两千年前发生的事就像发生在今天，今天的政客们也完全可以通过熟读史书（或《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小说）而获得应对当下的政治权谋。所以黑格尔说中国其实并没有历史。中国人历来对待历史在哲学层面上采取的是虚无主义态度，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改朝换代不过是“五德终始”“天道轮回”，以身殉道不过是要“对得起俸禄”。而从大尺度来看，只有“成王败寇”的实用原则，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和标准，更没有历史的终极目标。

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没有根本的改观。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然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本身并没有什么伦理的目标，西方人是依靠他们自身固有的历史进步观的启蒙思想才赋予了进化论以伦理的维度的，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前方最终要达到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终极目标，并且实际上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进化论不过是提供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而已。但在严复和康有为那里，对这种形而上的目标根本就不屑一顾，他们考虑的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救国保种的问题。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虽然将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也杂糅于“太平世”和《大同书》的社会政治理想中，但他的原则绝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把经过他美化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效果和《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混杂在一起。在他看来，这种社会理想之所以值得争取，只是由于历史的循环刚好到了这个关节点上，识时务者应当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而与时俱进，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掉。这种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历史观不但康有为这类保皇派如此，而且激进派同样如此。例如五四时期的“科玄论战”，科学派战胜了玄学派，以及“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实用主义，凡胜利者都是由于证明了自己比对方更加能够“救中国”，而不是由于提出了更加值得追求的人类生活原则。至于历史的最后目的究竟是什么，人们并不大关心，顶多只是当作口号说说而已。或者说，历史的目的也成了政治实用主义的一枚筹码，而且这方面各家各派所说的实质上都差不多，无非还是《礼运篇》中的那一套大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