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对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发展进行了一种猜测，只不过在他心目中，这种历史目的论眼光并不是对自然或历史事物本身的一种认识，而只是一种“反思性的判断力”，即从历史现象中反思到我们主体本身的某种精神结构，也就是道德结构。我们是由于自己具有道德目的才把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看作是有目的的，即看作是趋向于这种道德目的的，这类似于戴着人类的有色眼镜看世界。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种有色眼镜，人类社会历史就完全是一片自然界混乱的弱肉强食，不可能有什么最终的目的，也不会有进步这回事了。他的学生赫尔德在这方面与他分道扬镳。赫尔德在其著名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一书中撇开康德在自然科学和人类历史领域之间所做的严格区分，公然就把人类历史发展当作一种客观的自然规律来研究。当然，赫尔德的论证是不严密的，他以自然科学（生物学）的术语对人类历史的描述也给人以牵强之感；但他在历史学的客观化、科学化道路上做出了开拓。他的后继者如费希特、谢林，特别是黑格尔，则把自然和人类历史置于一个大历史的两个不同阶段上来考察，从而把两者的关系理顺了。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本身没有历史，但它是人类历史的准备；当自然界发展出人类社会，世界历史就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或进步；在这种进步中，自然界仍然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但已经受到背后“理性的狡计”的支配，它在单个人身上作为主观的欲望和**看起来是恶的体现，但在历史中客观上却成为了善的工具，人的恶劣的情欲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杠杆。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认识论的概念，是德文的Geschichte，而不只是Historie。或者说，即使他讲历史认识，也是讲上帝、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而不是凡人的历史知识；而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就是绝对精神本身，是作为主体的实体。这里面显然有基督教神学史观的影子，只不过黑格尔的神是理性神，这使他的历史观具有了客观规律和“科学”的外表，但却失去了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的维度。他的历史三阶段即东方、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世界并没有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余地，到了他这里，一切都已经是原则上现成的、停滞不前的了。[154]
黑格尔的后继者马克思打破了这种停滞不前的历史观，他看出，这种定格化了的历史观实际上是一种非历史的封闭的形而上学。他早年对胡果（Gustar Hugo，1764—1844）的“法的历史学派”的批判正是出于这一点，因为胡果等人把历史划定为一些僵硬的阶段后，认为每个阶段不论多么不合理，都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这种历史相对主义把历史的未来展望和目的都取消了，成为普鲁士国家现状的辩护士。[155]
除马克思外，甚至在马克思以前，当时试图对黑格尔的缺陷加以弥补的还有齐日柯夫斯基(A.von.Cieszkowski)的“历史智慧说”，他在其《历史智慧导论》（柏林1838年）中提出，世界历史作为一次性的、严格辩证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正题（东方、希腊和罗马）、反题（基督教—日耳曼世界）和合题（未来世界），后者的开端目前即将来临。“这个模式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划分给出了决定性的修改：虽然黑格尔无可争议地是‘最近哲学的英雄’，但他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并未抵达历史的有机整体和观念整体的概念’；他所理解的只是过去，却放过了对未来的思辨的把握。针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这种片面性，历史智慧必须把历史作为一个总体，作为过去和未来的统一来把握，它必须‘为思辨讨还未来本质的知识’。它所承担的任务是，‘由整个历史过程的已经流失的部分中’建构起‘它的一般观念性的整体，尤其是尚付阙如的未来部分’。”[156]这是很有见地的。同样，对未来的重视也是马克思历史观的一个根本性的致思方向，在他看来，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致力于解释已有的世界，而现在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正是由于“改变世界”这一未来的历史维度，马克思对于已有世界的解释也就与以往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有了根本的不同。
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是从一个设定的起点开始顺次解释后来的事件，而是由后来所达到的阶段反过来解释前面的阶段，甚至由未来将要达到的阶段来解释现在的阶段，这就是他所谓“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这一著名命题的真义。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本质的历史观，因为按照辩证法的理解，前一阶段事物的本质总是在历史发展过程的后一阶段才能显露出来，而历史过程的终点永远在向未来延伸。所以，人类虽然是由自然界中产生出来的，但自然界的历史意义却要由人来赋予。[157]
另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马克思的历史观公开地是人本主义的，他是以人的本质而不是神的本质作为贯穿整个历史的原则（这也是他与黑格尔的主要区别）。他说：“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58]
第三个特点则是赋予了历史以普遍的方法论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159]换言之，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马克思看来都是历史科学。那么，“历史的”一词就不再只是一个区分不同学科的限定词，而是描述一切科学的一个普遍的性质的概念，因而具有了方法论的，甚至某种逻辑（辩证逻辑）的含义。历史科学打通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马克思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60]这门科学就叫作“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而它的方法就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方法，而且是一种在实践中能动地推进世界历史的方法。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61]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完全融为一体，他把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初步尝试过的做法发挥到了极致。
但这种情况到了现代和当代哲学便结束了，历史的统一体重新产生了分裂。例如英国哲学家沃尔什（W·H·Walsh）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中就把“历史”分为两种，即“（1）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以及（2）我们现在用它们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162]前者相当于德文中的Geschichte（历史过程），后者则相当于history（历史学）。由此而派生出两种不同的历史哲学，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两者似乎水火不容。作者的基本立场显然是立足于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而反对思辨的历史哲学，这被看作从康德、黑格尔到汤因比的“传统的”历史哲学的一个反叛，并“奠定了一门新学科的领域”[163]。但这门新学科从方法上说无非是回复到了前康德时代对“历史（学）”的理解，只不过更加细致、更具逻辑性和可操作性而已。康德以来的德国历史哲学被当作空疏的“形而上学”而抛弃了，历史被归结为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被归结为对认识工具即概念和语言的“批判”，历史学的人文意义则被寄托于每个人不同而且不可通约的“前提假设”或“视角”之上，这就是历史哲学中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何兆武译作“配景主义”）。表面看来，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思辨的历史哲学，然而他是通过一种小手术将这种历史哲学阉割成了一种“意见”，一种相对主义的趣味。历史本体论成了一个不可知的“罗生门”，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对历史的预测则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甚至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宣传。沃尔什虽然用尽了心思把自己和历史的怀疑主义及相对主义区别开来，但却基本上没有超出他所批评的柯林武德的“唯心主义”。[164]虽然他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更接近于科学，思辨的历史哲学更接近于艺术，[165]但其实它们都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那么它们如何能够统一起来？为什么它们都叫作“历史哲学”？所谓“历史”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他回答不了的。
现代历史哲学的另一条脉络体现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就是从“艺术经验”入手而进入到历史学的语境中来的，艺术经验是一切科学的基础，首先是“精神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的基础。他由此而扬弃了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的解释学，而向黑格尔式的整体性的历史学回归。“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每一个个别的文本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它们就像所有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缄默无言的残渣瓦砾一样，只是作为认识历史关系的源泉，即中介的材料。”[166]但他也扬弃了历史学派如兰克和德罗伊森等人将历史学庸俗化的观点（“通过研究传承物把过去的东西传达给现时代”），而发挥了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等人的浪漫主义解释学的个性化原则。“丰富多彩的个性现象不只是希望人生命的标志，它也是一般历史性生命的标志，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历史的价值和意义。”[167]
他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反思运用到了极致，他认为不但历史中后面的阶段显露了前面阶段的本质，而且历史学唯一合理的方法就是由解释者的“前见”（Vorurteil）去解读历史文本。所谓前见就是现代人的期待视野，也就是你想在历史中看出什么，这影响了，甚至有时决定着你在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但古代人也曾经是“现代人”，所以整个历史就是一系列期待视野不断交织融合的过程，而研究历史的关键就在于今天的研究者必须和古人“对话”，以寻求某种“视野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由此所形成的历史线索不是不可更改的，但也不是随时可更改的，而是有一定方向性的，它的最终的方向就是人性的自由舒展。但伽达默尔还是过分注重了历史中现代人与古代传统的关联，而忽视了历史与未来的关联，也忽视了人的自由创造所导致的传统基因的革命性“突变”，因而遭到哈贝马斯的批评。[168]但哈贝马斯对传统的超越也有伽达默尔指出的问题，就是那种完全摆脱传统的自由交往未免过于“理想”了，因为任何交往都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和历史视域中双方的视域融合。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遇到的其实还是解释学的老问题，即自由的个体和相互关联的整体之间的“解释学循环”，它导致了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决定论之间的永恒的冲突。[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