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history）一词来自希腊文historia（ιστορια），原意为探寻、调查、打听，引申为打听来的情况，以及对这种情况的如实叙述。在英语中，它兼具历史事件和历史学（历史叙述）两层含义。在德语中同样如此，不过德语还有一个本土的词Geschichte，也是“历史”（历史事件、历史课）的意思，但它来自动词geschehen（发生、出现），名词形式为Geschehen，意为“（发生的）事件”。这就使德语中的“历史”一词有了一种字面上的分歧，即Historie通常更偏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历史课），而Geschichte则更偏于作为一连串事件的历史过程。后者是客观发生的事实，前者则是对这事实的主观描述。然而，在近代以前，西方人对历史的理解基本上都是主观描述性的，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过去了的事情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对它的描述还具有某种意义，能够把过去的事情记录在文字中，问题只在于这种记录是否全面，是否真实无误。李凯尔特（H. Rickert）曾把这种历史观概括为：“历史上的东西，从最广泛的意义说，就是那种仅仅出现一次的、件件都是个别的、属于经验范围的实际事物，它既带直观性，又带个别性，因而是自然科学构成概念的界限。”亦即历史是不能构成概念的，甚至是非科学的。[144]当然，这种看法并不是李凯尔特本人的看法，而是古代人对历史的最初步的看法，但这种看法一直流传到今天。

在古代希腊人那里，一般说只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才能成为“知识”，变动不居的东西则只能是“意见”。当赫拉克利特说出“万物皆流，无物常驻”时，这只是刺激了希腊人为寻求永恒的事物及其确定性而殚精竭虑。虽然在最早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里，他们力图将这些流逝了的事件也当作研究的对象，但这种研究只限于确定经验事实，而且这些经验事实唯一的最终证据就在于目击者的叙述。所以柯林武德认为希腊人实际上有一种“反历史倾向”“对瞬息万变的事物之这一瞬时的感官知觉不可能成为科学或科学的基础，这一点乃是希腊人的观点中最本质的东西。”[145]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是，亚里士多德甚至把诗和艺术的认识功能提升到历史之上，他认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所谓‘带普遍性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146]他还比较了“技术”（也可以翻译为“艺术”）和“经验”：“我们认为知识与理解属于技术，不属于经验，我们认为技术家较之经验家更聪明（智慧由普遍认识产生，不从个别认识得来）；前者知其原因，后者则不知。凭经验的，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技术家则兼知其所以然之故。”[147]这样理解的历史学，只能成为所谓的“历史编纂学”，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的“原始的历史”，即按照所搜集到的资料的时间顺序和重要性而对史料加以编排，它永远是未完成的。但即算如此，古希腊（也包括古罗马）历史学毕竟确立起了与一般自然知识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它不研究自然界，只研究人类所经历过的事情，不论是个别人物还是整个社会。而由于人类的活动都带有目的性，所以历史学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和描述所根据的是人们的主观意图，凡是用人的意图解释不了或者是违背人的意图的，都被归之于不可知也不可违抗的“命运”。 可见，古希腊的历史学已经符合柯林武德所提出的一般历史学的四个特点：1.历史学是一种知识，它知道某些事情并能够回答一些问题；2.它是与人有关的知识，谈论人所做的事情；3.它提出证据来对这些事情加以解释，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当然这原因还只限于某个历史人物的主观目的；4.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本性，提升人的自我意识。[148]

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则将历史中这种个人的目的性和不可知的命运都归于上帝的意志，在这里，命运不再是盲目的了，而就是上帝的目的，它本身就具有不可违抗性。历史在《圣经》中成为了一个有开端和结局的过程，开端就是“创世纪”和亚当夏娃的堕落，结局就是最终的审判和得救，而中间的过程就是悔罪和“信、望、爱”的精神历程。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在每一桩人类事件中都看出神的意图来，或者说都在猜测神的意图。这种解释在今天看来虽然显得很荒谬，但是也将一种新的要素加入到了历史之中，这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整体观。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缺乏整体观，历史被看成事实的偶然堆积或道听途说的描述；中世纪的历史学则借助于对上帝的信仰而建立起了整体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可以跨越过去和当前的经验事实而延伸到对未来的信念，因而具有“末世论”（Escatologie）的色彩。基督教的历史观不是就事论事的历史观，而是瞻前顾后的历史观，由于有一个原则即神意贯穿其中，所以历史被看作一开始就在为大结局作准备的过程，因而是一个有“方向性”的发展过程。据此，历史开始被按照一个原则划分为一些“阶段”，这些阶段都通往一个终极的目的。例如有人划分为基督诞生之前的“圣父”统治时期，基督诞生之后的“圣子”统治时期，以及未来的“圣灵”统治时期。[149]在这里最有意义的是，未来被历史学考虑进来了，这就使历史学具有了激发实践行为的作用，它不再只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死的知识，而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一种把这理想付诸实现的行动指南。[150]

但毕竟，这还只是一种偶然的“启示”，它不是一种客观规律，而只是一种意图（神意）的展现，以及对这种意图的信念。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摆脱了这种神意的绝对统治，而试图把人类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卢梭和休谟都谈到过，我们从牛顿以来对自然的知识已经把握得十分精确了，而对于人自身的知识却还一无所知。[151]他们都尝试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转用到人性方面来。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模仿。卢梭并不相信他自己所描述的人类历史就是客观发生的真实事件，他说：“我们首先要把一切事实撇开，因为这些事实是与我所研究的问题毫不相干的。不应当把我们在这个主题上所能着手进行的一些研究认为是历史真相，而只应认为是一些假定和有条件的推理。这些推理与其说是适于说明事物的真实来源，不如说是适于阐明事物的性质，正好像我们的物理学家，每天对宇宙形成所作的那些推理一样。”[152]休谟则从彻底的经验主义和不可知论出发，认为他的人性论只不过是“借助于仔细和精确的实验，并观察心灵的不同条件和情况所产生的那些特殊的结果”，但“我们不能超越经验”，心灵的本质和外界物体的本质 “同样是我们所不认识的”。[153]他们都对人类历史本身客观上究竟如何、有无规律性缺乏理论兴趣。真正像自然科学那样把历史当作一种客观过程来把握其规律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批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