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历史涉及中国和西方自由观的比较。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整个人类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141]人类的自由意识的发展过程体现在：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古希腊人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到了日耳曼世界、基督教世界，就知道了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就东方而言，人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也就是说，皇帝是最自由的，但又人人都想当皇帝，人人都有帝王思想，这种观念是渗透在每个普通人的内心深处的。那么古希腊知道了一部分人是自由的，也就是奴隶主和自由民都是自由的，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都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但奴隶除外。到了基督教的日耳曼世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们知道了在精神上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当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还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由健全的宪政法律制度来保障每个人的自由，这一点直到黑格尔的时代都还没有做到。

这种历史观实际上反映了人类从儿童时期到逐渐成长成熟的过程。所以自由意识的历史还可以从个体成长发育的阶段性来看，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从心理学上说也是自由意识成长的过程。比如说一个孩子生出来，最初有一点意识了，开始学习说话了，我们把这个初期阶段称为“拟人期”，也就是他经常会用一种拟人的方式来看待整个外部世界。这是最原始的一种心态，刚刚跟动物有所不同，但还是一种朦胧的、天人不分的自由意识，是自由意识的萌芽期或者蒙昧期。那么小孩子长到三岁，就有了一种逆反心理，进入到了反抗期，大人叫他到东他偏到西，大人叫他干什么他偏说“不”。小孩子可以说“不”了，当然也是一种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仅仅是说“不”。心理学上认为，儿童到了三岁左右就处于反抗期，他要试一试对外部环境进行反抗，不光是不听大人的话，而且表现为破坏欲，通过反抗、破坏来证明自己有自由。这实际上是他超越现实的一种初步尝试。到了青春期，我们称之为“理想期”，不光是停留在说“不”，而是考虑自己到底要什么，一个人到了青春期应该是充满理想的。而到了成年就叫作“实行期”，你的理想现在要实现了，你到世界上、社会上去碰一碰，看你的理想能够实现多少。这也叫协调期，你得把自己的想法与社会相协调。总的来说，个体自由意识的发展是经过了这样几个时期。如果你到了实行期，你仍然能够保持你的自由意志的独立，那么你的自由意识是发育得比较健全的。所以一般来说，人类的历史和个体成长的历史是相平行的，都是自由意识的成长史。

现在来看看中国古代的自由意识。当黑格尔说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时，他同时也说，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142]换言之，东方，包括中国古代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在中国先秦时代，在刚刚进入到文明的门槛上时，整个社会你取我夺、弱肉强食、礼崩乐坏成为流行时尚，而自由也就被理解为穷奢极欲。孔子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种自由是一种不道德的自由，退回到了动物式的本能欲望。当然，动物式的本能（甚至植物的生长）从广义上也可以看作一种自由；但在狭义上，只有对这种自由进行反思，才会有一种人类的起码的自由意识。这主要表现在道家身上，他们对人的动物式的自由进行了一种反思，道家的这种反思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从拟人期到逆反期的过渡阶段。道家是拟人的，庄子就经常把河里的鱼啊，天上的飞鸟啊，旷野里的树啊，都看作是自由的；但是又是逆反期，就是逃避这个现实世界。庄子的拟人不是导致树立人的自由的主体性，而是导致回归自然。它也有逆反，这种逆反就是否定一切社会生活；但是它不是一种反抗精神，而是一种逃避。道家已经意识到人的自由本性，但是他们是在自然的层次上、有机界的层次上来理解这个自由的，是向后看的，就是说人类要是没有社会该多好！如果是自然群体，甚至是单独在自然界中生活，“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那多好！他们以为脱离社会人就自由了。其实脱离社会人是没有办法生活的。老庄是在有机界生物界的自由这个层面上理解自由的，他们不愿意上升到普遍的理性，不愿意上升到语言。“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大道不称，大辩不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主张“忘其言”“得意而忘言”。他们拒斥语言，拒绝符号，拒绝一切形式规范，只求内心的轻松。所以我把这称为一种“无意志的自由”。什么是无意志的自由？就是植物动物的那种自由，它等于自然界。庄子《齐物论》里讲万物齐一，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逍遥”了，所以庄子第一篇就是《逍遥游》，游于自然之中和自然齐一，这就是庄子的自由意识。所以你要说中国人追求自由的话，不如说他追求逍遥。什么是逍遥？就是脱离社会，不受一切社会规范的限制，到大自然里面去，你就逍遥了。我们今天很多人喜欢到处旅游，到那些自然风景名胜去“放松放松”，放松就是逍遥。

除了拟人期和逆反期以外，中国人也有青春期和实行期，不过已经不讲自由了，这主要是以儒家精神和法家为代表。法家特别讲实行，儒家特别是荀子学派也讲实行。但是这是跟道家对立的，儒家说你不要太自由了，你要坚守某些规范，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的动物式的欲望。他们把道家的自由看作是动物式的欲望，这在某种意义上没错。道家确实是崇尚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其实是自然；而儒家是主张超出自然的，强调人禽之辨，但一超出自然就没有自由了，所以儒家讲的是一种意志，但是是一种无自由的意志。我这个判断很多人不同意，说儒家也讲自由，像孔子所讲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不就是自由了吗？但是又不破坏规矩。只不过很少有人想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这个“矩”，它不是自由选择的，而是由先王传下来的，是无可选择的。孔子经过坚持了七十年的“克己复礼”的训练，他当然可以“从心所欲”了，但是那只是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而已。当然儒家和道家的区别也不是那么严格的，道家有些言论也近似于儒家，儒家也常常表现出有道家的情怀，所以李泽厚讲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的结构，中国人缺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会是片面的。但这个儒道互补并不是双方统一，而是交替摇摆，在穷达之间顺势流转，一会儿是没有自由的意志，一会儿是没有意志的自由，两者都跳过了中间的自由意志，两者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要么就没有自由，只有意志的强制；要么就像动物似的率性而为，没有规矩，这在社会生活中是容不下的，只好逃到自然界里面去。所以在这两者里面都没有真正的自由。

由于缺乏自由意志，中国文化的结构就导致了如下三个这样的特点，它们分别对应于人的知情意三个方面。首先在知的方面，中国人的概念是“表象化”的，中国人讨论问题从来不严格定义一个概念，总是举很多例子，这些例子又不一定相容。你要问孔子什么是“仁”？他会给你举十几个例子，每一个例子都有它的意思，但是这些例子中并没有一个普遍的原则，都是些零零散散的表象。其次，中国人的意志趋于“欲望化”，本来意志是从欲望里面升华出来的，但中国人的意志返回到欲望，老是拿欲望来打比方。比如孟子讲：“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用哪个好吃一些来比喻利和义的关系，这就是意志的欲望化，而没有一个理性来支撑我们的意志。再就是情感的“情绪化”，情绪是不指向特定对象的，而情感是有一个特定对象的，我们说爱什么恨什么都应该有一个对象。但是中国人的情感确实就是没有一个确定的对象的，如果要说对象它就是整体的对象，所谓“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所有的同胞和天地万物都是我爱的对象，那就没有确定的对象了，只有一颗“仁心”“爱心”。正因为爱的对象只是天地之间的那个等级体制，所以才有“爱有差等”之说，我爱父母不是因为父母可爱，而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是直接在我之上的等级。这就叫“天人合一”，最终是把人合于天，把人合到自然万物的天地秩序里面去了。所以这是一种倒退型的文化。人从动物界升华出来，本来已经从动物性的表象提升到了人的概念，从动物性的欲望提升到了人的意志，从动物性的情绪提升到了人的情感。但是在中国人这里，通过儒、道，还有佛、禅，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就是使人的概念表象化了，使人的意志欲望化了，使人的情感情绪化了。当然完全做到这一步也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人已经是人了，不可能完全退回到动物。但是在理论上所提出这样一种境界，叫作“返璞归真”。这不是一种前进的路，而是一种倒退的路，是一种幼稚化的路。儒家道家都强调“赤子之心”，回到婴儿，婴儿当然就没有概念只有表象，没有意志只有欲望，他的情感也是情绪化的。他们把这种退回到人类起点的状态设定为人性的理想。这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人的自由缺乏一种理性的反思所导致的。作为人，中国人当然也是有自由的，也是追求自由的，但是中国人的自由意识还没有达到自觉，他们把自己的自由等同于自然，要么就不讲自由、贬低自由。这是中国文化对自由概念的一种遮蔽。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西方自由意识的发展。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私有制的产生则导致了西方个体人格的独立。他们也有拟人期和儿童期，马克思讲古希腊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儿童期的自由意识体现在古希腊神话中，希腊神话里诸神完全是拟人化的。到了中世纪，他们的拟人化主要体现在上帝身上，对上帝的理解实际上折射着人对自由的理解。但所有这些拟人化都已经不单纯是自然本能和欲望的发泄了，而是加入了理性。比如说古希腊神话中有神的自由意志，也有神的法律，宙斯就是法律之神，谁要违法他就要惩罚谁。基督教的上帝也是这样，上帝的律法通过摩西传达给人类，上帝是立法者。那么宙斯也好上帝也好，他们都是自由的，都具有一种理性的自由意志，他们跟自然是完全两码事了。当然宙斯你可以说他还充满着人间的情欲，并且掌握着自然界的雷电，但他不仅仅是情人或雷电，他主要代表法律，代表公正，代表对人的自由的调节原则。基督教的上帝也是这样，上帝创造了自然界，但是上帝远远超出了自然界，他代表精神上的追求，代表正义。这是西方文化的拟人期。那么西方的逆反期表现在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法国大革命。文艺复兴是对于中世纪的一种反叛，与中世纪对着干，跟基督教的传统道德对着干。法国大革命也有这种特点，就是可以说“不”。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贵族和国王，把贵族都杀掉，然后杀自己人，最后是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他们到底要什么？不知道，反正是不满意，不满意就杀。这就是逆反心理。但是西方也有它的青春期和实行期，法国革命以前已经有很多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这样一些大师。他们每个人都来设计一种理想的社会，当然这种设计会有所不同，但是都属于青春期的理想，说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这样。以往的社会最多是自然状态，那是非法的，必然陷入到弱肉强食；我们从今以后应该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当然这个青春期的理想在法国大革命那里当时是失败了，因为法国人民还没有准备好，还处在逆反期。但是英国早在17世纪“光荣革命”就已经进入到青春期和实行期了，以后经过好几代人的修改和协调，使这个理想最终实现出来，完善起来了。应该说他们实行得非常成功，国家因此而强大起来了，人民的自由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西方近代建立起来的这一套人道主义和法权哲学，特别是权力制衡理论，标志着西方自由意识已经进入到了成熟期，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叫作“天赋人权”，也就是人人生来自由。人生而自由，这个“人”我们要理解为“人人”，每一个人都生来自由，那么这里面就包含有平等。每个人都同样地生而自由，就是平等地自由。再加上博爱，自由平等博爱，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所提出的口号。但实行期的特点就是形成了政治自由的理念。光是有口号，没有制度保障，那还不是成熟的自由意识，政治自由就是着眼于建立保障每个人平等地自由的社会制度而提出来的，这个是在中国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自由放在政治的层面上考虑过，它顶多是个人的一种心情或境界。政治自由为其他的自由奠定了基础，包括宗教信仰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经济自由，自由贸易，迁徙的自由，还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和意志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一体的，西方人一讲自由就是自由意志，自由和意志是不可分的，没有什么无意志的自由或者无自由的意志。

到了康德，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又为政治自由奠定了哲学基础，可以说西方到康德才完成了自由主义人性论的理论建构。后来还有些改进，像黑格尔，他对康德的批判只不过是把这一套自由的抽象理论加以充实，在现实中加以推演，把它建构为一个历史过程。当然他也有很大贡献，但基本的自由原则康德已经奠定了。还有像现代的哈耶克、罗尔斯，进一步把自由理论细化了。哈耶克讲程序正义，通过程序正义来建立人的自由权利；罗尔斯讲社会正义，这跟程序正义不一样，程序正义不大考虑社会正义，不大考虑社会效果，比如贫富差别怎么样，不管它，只要程序上保护每个人是自由的就行。但社会正义强调最终还是要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应该有大致相当的平等，不管一个人的出身怎么样，他的原来家庭的财产状况怎么样，要有起码的保障，能够使他和比他优越的人有大致相同的竞争条件。或者说，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这两者如何协调，平等究竟应该是起点上的还是分配结果上的平等？罗尔斯认为应该兼顾。这一套东西是中国人所不熟悉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引进中国，需要我们大量地去学习和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