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拙著《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中，我对90年代一系列重要的文学现象进行了一种精神的层次结构的分析，涉及了十几位有影响的作家及他们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并曾经预言“这一结构在时间的长河中将会真正成为21世纪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我在结束语中提出：

也许，21世纪将发生一些新的故事，出现一些新的人，这些人和事绝不能像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各种记载和传说那样，放在哪一个朝代都是一样的，而应当是真正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的，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是时代的真正开创者、缔造者。这种预测的确没有任何根据，特别不能从我们这个日益庸俗的世俗生活中找到根据。它唯一能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人的自由，而自由是否定一切根据的。而文学，就是对一切有根据的东西的否定，它就是自由。

对文学发展的预测只能以作家的自由创作为根据，而自由恰好是没有任何（外在的）根据的。但这并不是说自由就是完全不可预测，是纯粹的任意胡来。相反，任意胡来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你总是可以在它后面发现某种被决定了的前提，正如单纯的标新立异反而是最陈旧的俗套一样。真正的自由只有一个根据，这就是它自身的一贯性。标新立异是没有一贯性的，今天是新的，明天就成为旧的、过时的了。任意胡来也没有一贯性，只要被逮着了它后面的那个前提，就像孙猴子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再怎么跳也会被一个个收拾掉。文学中这些年标新立异和任意胡来够多的了，不是都被收拾了吗？但真正的自由是有一贯性的，它一旦被意识到并被表达出来，就成了人类精神生活中已经达到且永不丢失的一个层次，是人类进一步发展所必经的前提。但它又不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恰好是永恒的激励，是对天才的鼓动和对一切外在法规及传统成法的突破。然而，它并不是不服从任何法规，而是服从自己本身的法规，并力求使它贯彻到底，或如康德所说的：你应当使你的意志所依据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即“自律”的原则。显然，这种自由不是天生的才情流露，它虽然要以人的生命冲动的自然素质（天才）为基础，但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向更高处去寻求自己透彻的表达，也就是说，必须用思想。文学在今天应从“诗”进到“思”。

中国文化总体说来是一种诗性文化。诗本身被当作一种自然的情感抒发，但同时又作为一种教化手段（“诗教”）渗透到制度和政治伦理的一切方面。古代有以诗文取士，直到今天，写报告、发文件、发社论还都喜欢归结为朗朗上口的几个“字”。中国传统小说中充斥着“诗曰”“有诗为证”，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20世纪初，中国诗性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五四以来的新诗和白话文破坏了格律诗的形式，但另一方面又是对诗性精神的解放。由于写诗的速度加快，不仅诗的数量大大膨胀，而且所表达的情感也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了。与传统诗比较，现代诗在诗情的含蓄、隽永、凝重和一唱三叹的典范性（可诵性）方面略逊一筹，但在情感的容量和复杂度（可读性）上却有很大的扩展。古诗讲究乐而不**、哀而不伤，注重诗的社会普遍性和永恒性，新诗则讲求瞬间一己的独特感受和情感的充分宣泄。20世纪以来的小说也是如此，除了某些时期（如“文革”）的暂时性中断外，新小说即使是广阔的社会题材，也多渗透着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且越来越有向个人化、自传化发展的趋势。30年代是如此，80—90年代更是如此。但这一趋势带来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对作品的思想性的热切的呼唤。作品越是走向个人化、私人化，它对于阅读者、评论者的思想深度和思想敏感度的要求就越高。当数千年来人们所认同而不假思索的审美背景被超越、被突破和被置之不顾之后，文学如何还能成为文学就是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人与人不言而喻地自然相沟通的条件已不再存在，在当代，只有通过思，才能重建诗（文学）的根基。人们80年代初对“朦胧诗”所表示的“看不懂”的不满正表明，以为诗单凭情感体验就自然能懂是一种陈旧的偏见。凡是能懂的诗都是先期运思（如孔孟庄禅的思）造成了一定的“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的结果。经过十多年的运思，今天已没有人再抱怨朦胧诗“看不懂”了，那种情绪已被普遍认同。但进入90年代，一种更深入地运思的要求对文学创作和评论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