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文学五花八门，良莠不齐，但在大量杂芜、平庸、模仿之作中，也有少数作品呈现出异样的光辉。这些作品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除了自己天生的才气之外，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运思，几乎没有人是写得很轻松的。当今世界，与多年前已大不相同，那时国人刚从昏睡中醒来，睁开眼看见什么都是新的、好的，作家随口抛出一句话都能传遍半个中国。现在不行了，人人都想潇洒走一回，就没有人再能潇洒了。当“公共话语”已被讲完之后，作家们就纷纷解囊抛出“私人话语”：我的家庭，我的儿子，我的童年，我的身体……而当“绝对隐私”也发行了若干万册时，“私人话语”也已成为另一种公众话语或流言蜚语了。中国作家所陷入的困境在于，他们历来都是靠“艺术营养”来过活的，这些营养或是从古代作品中、外国作品中，或是从现实生活中，或是从自己的记忆、梦幻和欲望中“汲取”而来的；现在忽然发现这些“营养”所养育出来的艺术仍然是苍白的，且越来越苍白。有少数作家已经发现，这不是什么营养不够的问题，而是吸收功能出了毛病。作家的期待视野和整体素质亟待提高，否则谈不上艺术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作家要达到一流的层次，必须比以往的作家读更多的书，有更多的独立思考，更经常地发现自己的极限并用头去撞击这一极限。

这一极限就是渗透在每个人心底的传统文化的极限；这种撞击，就是向我们数千年来国民性的最深根基发起冲击。语言问题，信仰问题，土地和人的关系问题，性的问题，这些都是90年代“寻根”所揭示出来的中国文化的极限问题。但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中国作家们大多在这些极限上被碰了回来，有的束手无策，困惑彷徨；有的干脆躺倒，心满意足，感到终于走到了尽头；有的则不假思索地认同和认可了自己的极限，并且比以往更虔诚地维护古老的传统。在这些作家身上，我们是看不到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前景的，毋宁说，他们代表了向过去两千年人们所习惯了的体验方式、表达方式和思维模式的回归。当然，他们在21世纪也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但如果没有创新的思考和视角，这种回归是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的。因为一般而论，单纯的回归传统也只是文人们的一种幻想，传统已逝，现代人所回归的只能是现代人眼中的传统，而并非“本来的”传统。每一代人实际上已经“回不去”了，没有创新的“回归”只能制造出假古董。从另一方面看，既然传统都是古人创造出来的，那么真正的回归传统就应该是回归到古人的那种创新精神，就应该是像古人那样否定自己的旧传统，创造自己的新传统。80—90年代的文学寻根中，真正有突破性的正是这种创新精神。一般地说，当作家们浸**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传统或反正统因素，如道家和佛家在冲击儒家正统地位时所爆发出来的创造性思维火花时，他们在否定旧的传统和道统方面确实表现出勃勃生机，正如鲁迅当年鼓吹“女吊”的复仇和反抗一样。但鲁迅同时也意识到，这种反传统在更深层次上仍然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女吊”的反抗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找替身”。当代作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张贤亮的《习惯死亡》在解构了一切正统意识形态之后，在经历了西方自由生活的纵欲的历练之后，最终万分留恋那已被他粉碎了的一切，带着一颗疲惫而伤残的心回到传统型妇女马缨花身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对马桥人的含糊、愚昧、浑然不觉既有知识分子的批判，又有情感上的认同。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对流行的正统官方话语进行了辛辣的嘲笑，但最终又把一切变成了一场玩世不恭的游戏，他的嘲笑本身也成了嘲笑的“替身”。贾平凹的《废都》中，庄之蝶从原始道家立场去寻求正统文化机体上的“破缺”，以图回复到自然天成的圆满，但到头来发现这“破缺”的根正在自身。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援引哲合忍耶的宗教精神，以和汉族的世俗情怀相抗衡，实际上却只不过是把异族的宗教精神世俗化了，他的一切愤世嫉俗都转回到了世俗的窠臼之中。先锋派诗人顾城在激流岛上营建自己的理想王国时，所依据的竟是中国古代一夫多妻的旧模式。林白和陈染在张扬“女性主义”以对抗男权文化的专制时，不知不觉地采用了男性对女性的传统眼光和标准……不能否认，在他们的作品中处处透露出生命的冲撞和自由的呻吟，渴望着生活的畅快与淋漓，然而，他们的得意之处正是他们的失足之处，他们只有靠自欺才能说出肺腑之言：他们无法突破自己的极限。

90年代作家中只有少数人跨越了或正在跨越中国文化的这种极限。问题不仅仅在于要碰到这个极限，而且还在于要正视它，克服巨大的内心痛苦去拷问它、解剖它（如鲁迅说的“抉心自食”“时时解剖自己”）。莫言的《**肥臀》就是对他前期《红高粱》的主题精神的严酷拷问和自我否定，书中的主人公上官金童在一个向往婴儿的纯洁天真的文化氛围中成为一个“恋乳厌食”的长不大的孩子，一切对成人的“阳刚之气”的憧憬都成了自欺欺人的白日梦。在这里，再没有得意和自我陶醉，而只有惨不忍睹的精神崩溃和灵魂呼号，以及绝望中的寻求。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则通过一个栩栩如生的爱情人物画廊展示了一系列青年男女对自己爱情的深沉思索、对自己人生的根的忍痛挖掘。对使他们困惑的问题，他们可以以性命相拼，但更多的是诉之以清醒的理智和逻辑，是创造语言去建构一个超越现实之上的“可能世界”，是坚持“应有”而不和“实有”相妥协。这是当代中国走出婴幼儿状态而最明确地表达出来的“青春思想”的宣言。残雪的《历程》进一步把灵魂的自我解剖深入到了个体内心的最隐秘处，挖掘到了不仅是中国文化，而且是一般人性的最深的根，这就使在生命力的韧性的凝视中灵魂的自我否定和在自欺中挣扎的本性展露无遗。人性在自己精神的每一个层次上都有一种惰性，倾向于“回归”，陶醉于“此刻”，自认为纯洁了，到底了，赤诚了，为自己能献身于某种理想事业而心满意足，问心无愧。但只有一种恶魔般的幽默才能看出，人性并不是某种静止的“境界”，而是一个苦难的“历程”，是一边哭泣一边追求、一边忏悔一边行动的历程。90年代的这类作品，最锋锐地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一切精神冲突的聚焦点，即不论如何留恋，如何痛苦，如何恐惧，一定要突破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自以为老成的幼稚，自以为纯洁的肮脏，自以为赤诚的虚伪，而建立起个人独立的、不是为了向世人显示而是为了自己行动和成为“人”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意识到自己尚未成人，甚至很有可能根本不是人而是野兽，因而努力要成人并在努力成人的历程中成为人，这就是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自以为生来就是人而且是完人、赤子或圣人这一文化极限的最根本的突破。

所以，我对21世纪文学的展望大致有这两个方面：一是有更多的作家通过自己的运思去突破中国几千年来最根深蒂固的、最不可动摇的极限，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人生。在这方面，作家无疑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西方文化，尤其要深入到其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浅尝辄止、拾人牙慧和鹦鹉学舌。中国作家要从民族本位的立场跃升到人性本位的立场，要自觉到自己不是以一个“中国作家”的身份去“借鉴”“学习”外国的作品和思想，而是以“人”的身份将古今中外的一切人类精神财富尽收眼底。而要做到这点，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当务之急是同情地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中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的东西，这才能真正扩大自己的心胸，为艺术上的创新提供更广阔的期待视野。二是，在已经拥有了这种全人类的期待视野后再反过来考察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之进行全面的“价值重估”，这时的“寻根”将具有不同以往的启蒙意义和批判意义。我相信这一过程中将碰撞出无数的思想火花，它们将成为创作灵感的诱发剂和附着点。鲁迅当年所写的《故事新编》就具有这种特点，可惜自那以后再无人达到过这一高度。

我的这一估计是建立在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这个大环境的总体趋势上的。现在大概没有人怀疑中国文学的前景是走向世界或“世界化”了。我们当然只能以民族化的方式走向世界，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并不错。其实最西方化的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也还是民族化的，我们因此也可以倒过来说：越是世界化了的才越是真正民族化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总是自以为对“民族化”懂得很多，而对“世界化”则感到不可理喻（如诺贝尔奖老是不承认我们）。我相信，随着21世纪中国成为更加开放的民族，这些问题迟早会变得不再是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