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预测21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实际上取决于怎样看待文学史乃至于一般的历史。文学史不是一个像物理学、生物学或一般自然科学一样可以用一套现成不变的规律来把握的现象，而是人类自由创造的结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一点不是绝对的，历史有它自己的规律。自由创造虽然是偶然性，但它同样会导致建立自己的必然规律（自律）。因为一种偶然自发的创造要能立得住，首先要创造者自己对之加以肯定的认可，据为己有，贯彻到底（否则是不会创造出任何东西来的，只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良好愿望而已）；然后还必须得到社会的青睐和公认（这就必须表达出时代的精神）。人类社会本质上追求和欣赏那些有创意的东西，即使有相反的势力拼命阻止其生长，它却代表人类发展的前景；另一方面，真正有创意的东西总是从时代脉搏的跳动中生发出来的，而不单纯是个人灵感的迸发。所以，直观地看，历史似乎毫无规律，虽然每件事都有其充足的理由，但只有上帝能把握全部充足理由；本质上看，历史在大量偶然性中呈现出某种规律，但这需要人们透过偶然性去作出深层次的分析。

迄今为止，中国的文学评论基本上还停留在直观的层次，因而还不具备预测21世纪文学走向的前提和资格。当然这不是说，评论家们不想从偶然现象中去发现内在的必然性。正相反，人们太想从当代文学现象中找到某种蛛丝马迹，能够对未来发展的走向作出某种预言，诸如21世纪是否可能出现“大师级”作家，是否可能得诺贝尔奖等等。但他们所使用的方法论武器，基本上逃不出中国传统以《周易》为代表的预测学那一套，最主要的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否极泰来”“物极必反”的“朴素辩证法”；一是“生生之谓易”的自然之道。所以有人从西方文化盛极而衰、中国文化由衰转盛的“必然规律”而预言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而在文学评论界，在丧失了一切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教条框架之后，唯一还剩下能够对当前文学现象勉强加以归类的理论原则就只有自然的生物学规律，即作家的年龄了。依据年龄来论资排辈本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痼疾，五四以来不少思想家对此倒行逆施，主张“少年中国”“新青年”，甚至有人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该杀。但骨子里却仍未逃脱以自然辈分来判定精神的事这一自然主义思维方式。所以中国人很容易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甚至连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带有强烈的进化论色彩），就因为中国人历来就是用自然的眼光看待精神生活的：从前是认为越老越智慧，现在是认为越年轻越有希望。鲁迅晚年发现这是个误区，老也好，年轻也好，都不足以成为可信赖的标准。解放初期毛泽东对青年寄予巨大的希望，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可是怎么样呢？这一代青年人不仅在文化建设上远不及他们的上一代人，而且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中成为文化杀手，但世界始终不是他们的。近年来文学评论界在一片复古声中，又有一股崇尚青年之风，许多文学刊物都开辟了“新人”栏目，如“60年代出生的作家”“70年代出生的作家”等等，无形中表达出一种“俱往矣”的先锋心态。还有一些人对中学生、小学生的习作进行过分的赞誉和炒作。这种眼光固然不失为一种扶持新秀的文艺政策，但其实是与文学本身不相干的。作品的质量与作家的年龄没有必然的联系，文学的前途诚然是由年轻人主宰的，但也可能被年轻人断送（如“文革”中），如果不引导他们（或他们自己自觉地）着眼于文学本身，而只是斤斤计较于年轻人如何能推翻前辈而“出头”的话。现在有些年轻作家耿耿于怀的就是这一点，甚至公开宣称从来不读前辈的作品，也不看外国的作品，以无知为荣。其实这一点也不“先锋”。他们想模仿一千年前慧能禅师的“顿悟”之道，可是又做不到“不立文字”，反而想为自己所立的文字做广告，这就透出某种矫情和虚伪。当然，就连这种虚伪也是很幼稚的，他们的宣言和媒体的炒作都令人想起幼儿园里的情况：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说：“我敢吃屎，你信不信？”另一个孩子马上报告道：“阿姨，他吃屎！”

按出生年代来划分作家群是90年代文学评论无戏可唱的表现。一切旧的文艺理论标准，如现实主义、（积极的或消极的）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早已过时；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结合太紧；“朦胧诗”早已不朦胧；“新写实”“新状态”“新市民文学”毫无新意；“现代派”太艰深，又太泛（任何现代的新流派都是“现代派”）；“后现代”还未见眉目；只有“寻根”一直寻了十几年，也已经腻味了。现在，似乎唯一的一个未被动摇的信念就是：新的总比旧的（“过时的”）要好。而新与旧的最切实、最不会错的标准则是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即“出生”。仿佛21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就看现在最年轻的一代人怎么写了。但是，用这个标准真能把握下个世纪的文学走向吗？恐怕不能。这只是我们这一代评论家的偷懒之法，如果它真的立得住，就只能说明21世纪的文学评论将像20世纪的文学评论一样没出息。

所以，对21世纪中国文学走向的预测不是张口即来的智慧断案，也不是一厢情愿的情感抒发，而必须建立在对20世纪，特别是最后20年文学现象的本质规律的发现和分析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