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尼采是一位天才。人们总是把天才的称号给予那从小就具有超常能力的人物，这个人物如果要想继续名副其实的话，他就必须行为古怪，脾气乖戾，其结局不是发疯，就是自杀。

但是，一个平庸的人物也可能是一位天才吗？

在这件事情上，人类的判断力显得特别无能。或者说，不是人的判断力无能，而是人的心灵太深邃了，它总是向试图窥视它的人敞开一个巨大的无底深渊，使人头晕目眩。人性永远是一个谜，它也许永远保留着一个尚未开发的精神潜能的宝库，直到把它带入坟墓而不向世人，甚至不向它的拥有者打开；但也许，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它总不让你断定，它里面有什么，或没有什么。

并非每个人都是天才。但谁也不能根据一个人的表现或他的自我感觉推定，某人是天才或不是天才。每个人只有自己不断努力去证明自己、发现自己，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才华喷涌而出。我说有可能，是因为这仍然不是每个人都肯定能实现的，人往往苦恼，焦虑，找不到自己，或找错了方向，或最终发现自己很可能并非天才。但天才肯定属于这些不倦地寻找自我的人。天才把自我当作一个上帝，一个理想，他不可能首先从逻辑上对之进行某种“本体论的证明”，然后再理智地规定好自己应遵从哪条道路去达到它；他只是无条件地服从这样一个上帝的命令，他不可能不信，就是说，他不可能不忠实于自己，不可能不真诚。凡是想先通过某种理智的分析确定自己是不是天才，以免自己的追求白费力气的人，他一开始就埋没了自己的天才，或一开始就证明自己没有天才，因为他失去了天才固有的真诚。

思特里克兰德原先是个平庸的人。然而，什么是“原先”？人们如何能把一个没有天才的人和一个让自己的天才沉睡不醒的人区别开来，特别是当这个人自己也并不认为自己是天才的时候？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在40岁时突然决心抛弃一切来致力于一门新艺术的尝试，这理所当然地要被视之为发疯。诗人们和通俗文学家们得到这样一个题材，多半会描绘他在某种神秘状态中得到了上天的启示或带有迷信色彩的灵感。但在毛姆笔下，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自然、合情合理，而围绕着主人公的种种误解、迷惑和怨恨，反倒显得那么可笑和虚假。在现代文明人那训练有素的理智眼光下，人的决断总是出于某种合乎逻辑的理由。特别是涉及终身大事、生命之归宿的时候，人不可能不在各种条件、利害、后果和可能性方面作反复的现实主义的权衡，否则就是孩子气。然而，这种自以为老谋深算的逻辑之网却正是束缚现代人的人性和天才的最可怕的罗网，人们一面悲叹着现代社会生活意义的丧失，悲叹着人生的空虚无谓，一面又在按传统的惯性甘心自投罗网。现代生活的价值真空在他面前似乎并不意味着给他进行能动的价值创造让出了一片空虚的、可以为所欲为的地盘，却意味着他整个的生存都沉沦为虚空。

要摆脱这种无所作为的可悲状态，只有一个法子，这就是像上帝那样，从虚无中（“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上帝死了之后，现代世界已回复到了上帝创世之前的状态，即虚无状态。《圣经·创世记》中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据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的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一切[123]；但所谓创世“之前”的虚无并不能理解为时间上“在先”[124]，因为那时还没有时间。如果一定要从时间上来理解，那么毋宁说，这是一种“同时性”：一切事物都是（通过上帝的原创性）从虚无中来，并随时从虚无中产生；上帝创世不是一次性的，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是随时随地的。所以奥古斯丁才能说：“天使堕落了，人的灵魂也堕落了，二者说明一切精神受造物的深渊是处于那样的无底黑暗中，幸而你（指上帝）在开始时就说：‘有光！’便有了光；……否则你的天外之天，本身即是一个黑暗的深渊。”[125]

现代世界的虚无性并不是由于世界本身出现了时间上的、历史性的倒退，而是因为上帝已死，圣灵已灭，道（语言）的沉寂，使世界恢复了本来的虚无性的原貌。有谁还能取代上帝，把光重新带给世界？

既然上帝并不是在时间的意义上初创了世界，而是每时每刻在创造世界；既然世界“本来”无非是虚无，它本身没有任何阻抗能遏止一个能动的创造者的创造——那么，人类还在等待什么呢？

思特里克兰德正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他已经40岁了，他还能等待什么呢？他想到，“如果现在再不开始就太晚了”（第59页），于是他下决心要创造一个新世界。

“思特里克兰德有着盲信者的直截了当和使徒的狂热不羁。”（第67页）“我好像感觉到一种猛烈的力量正在他身体里面奋力挣扎；我觉得这种力量非常强大，压倒一切，仿佛违拗着他自己的意志，并把他紧紧抓在手中。我理解不了。他似乎真的让魔鬼附体了，我觉得他可能一下子被那东西撕得粉碎。但是从表面上看，他却平平常常。”（第61页）这种强烈的创作欲竟会抓住一个头脑有些迟钝的证券经纪人，这似乎有些奇怪，“但是如果同上帝的玄旨妙义有时竟也把人们抓住这一点比起来，倒也不足为奇”（第66页）。思特里克兰德的这种走火入魔，只能解释为他已皈依了某种新宗教。他开始有了真正的信仰。

在我们这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一个人有了真正的信仰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件，因为，真正的信仰必须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提，就是否定除此之外的一切。尽管在今天，这种否定一切不过是把世界看作它本来的样子，因为世界本身毫无意义，本该否定，但这仍然不能不激起那些寄生在这个世界的虚无性之上的所有无辜的人一致的痛骂和攻击。然而，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对于这些攻击，就像一个人在一群鸡面前不怕赤身露体一样，不感到羞耻。看看思特里克兰德在受到书中的“我”规劝时的一段对话，我们也许可以更真切地体验到他的这种顽固性。“我”首先告诉他：“你的妻子痛苦极了。”回答是冷冷的：“事情会过去的。”

“那么，你们结婚17年，你又挑不出她任何毛病，你这样离开了她不是太岂有此理了吗？”

“是太岂有此理了。”（第54页）

除了说到妻子的痛苦和“岂有此理”的“理”（理智）之外，“我”还谈到了钱，谈到了爱情，谈到孩子，谈到人性、羞耻心、舆论的责备、良心、将来的悔恨，以至法律，但思特里克兰德一概无动于衷。他看来是下决心与这一切作对，或者不如说，他将这一切视为无物。他唯一的理由是：“我要画画儿。”（第58页）

于是，一个明智的人通常想象得到的一切合乎逻辑的问题马上接踵而来了：

“可是你已经四十了。”

“正是因为这个我才想，如果现在再不开始就太晚了。”

“你认为像你这样年纪的人开始学画还能够学得好吗？”

“如果我十八岁学，会比现在学得快一些。”

“你怎么会认为自己还有一些绘画的才能？”

停顿了一会儿。

“我必须画画儿。”

“你这样做是不是完全在碰运气？”

反问：

“你多大年纪？二十三岁？”

“当然了，也许会发生奇迹，你也许会成为一个大画家。但你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假如到头来你不得不承认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你就后悔莫及了。”

“我必须画画儿。”他又重复了一句。

“假如你最多只能成为一个三流画家，你是不是还认为值得把一切都抛弃掉呢？不管怎么说，其他各行各业，假如你才不出众，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当一个艺术家完全是另一码事。”

“你他妈的真是个傻瓜。”他说。

很明显，这两个人一直在进行着一场不同语言的对话。答的人答非所问，问的人始终不得要领。思特里克兰德终于情急了：

“我告诉你我必须画画儿。我由不了我自己。一个人要是跌进水里，他游泳游得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得挣扎出去，不然就得淹死。”（以上见59—61页）

这场有趣的辩论告诉我们，现代社会已经多么深刻地颠倒了人的存在形象，以至于再重新颠倒过来是多么的困难！人们已无法想象一个人为自己的兴趣、为艺术而奋斗本身就是目的，而竭尽全力要把它理解为服膺于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在人之外、与人的存在无关的东西，人们把任何决断都当作一种交易，而小心翼翼地为这种交易寻求能达到公平（即“值得”）的保证。如果一个人想画画，特别是想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用于画画，那他必定是认为自己在这方面能出人头地，有“成功”的希望，否则就是不可理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后来还试图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道德律令”来说服他：“凡人立身行事，务使每一行为堪为万人楷模。”（按照德文应译为：“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这条原则被康德称为“绝对命令”（der kategorisehe Imperativ）、“良心”。但思特里克兰德的回答却是：“胡说八道。”康德的绝对命令大体上就是基督教的“你要别人如何待你，你也要如何待别人”这一原则的形式化的逻辑表述，它在今天由于其空洞性而成为了一切平庸之辈无所作为的借口。在基督教教义里，它本来也只适用于上帝的信徒们，而不适用于上帝本身：基督要世人追随自己，自己却并不追随世人；他要人类互敬互爱，他自己却来“散布纷争”[126]。

康德的绝对命令为什么最终还要设定一个上帝，除了逻辑上的必要之外，还由于一种超越平庸的渴望。在上帝的激励下，人类就不至于永远满足于一种抽象空洞的善良意志（“应该”），而是使那种打破旧道德、创立新道德的行为合法化。这种出格行为恰好是绝对命令的反面，即它所遵循的准则一开始总是古怪的、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这只是他个人的准则，而不需要它成为普遍原则。或如思特里克兰德说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我这样的。绝大多数人对于他们做的那些平平常常的事是心满意足的。”（第68页）这种行为不听命于逻辑上的不矛盾律：他不在乎人家怎样对待自己，却按自己的价值标准去对待一切人。这是一种天才的或者说上帝的道德标准。当康德用“鉴赏力”否定了天才，用“实践理性”的自律排除了上帝，而将一切归结为平淡无奇的逻辑上对等的关系时，他就无形中把审美和道德都变成了一种平等交易；而当他认为应当为一个全能的上帝留下地盘时，他却为人类超越这种“人们”（das Man）状态而成为天才、成为上帝保留了希望。

可以设想，假若耶稣基督生于今世，那么他除了成为一位艺术家之外恐怕别无选择。思特里克兰德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天才，他的行为动机具有某种和上帝意志一样的不可追究性。你绝不能问他：“为什么要画画？”就像不能追问上帝为什么要造人，为什么要仁慈，为什么要拯救人类一样。上帝说：“要有……！”思特里克兰德说：“我必须！”